百年茱莉亚，世界大师的摇篮

　　吴丹

　　活跃在当今世界乐坛上的音乐家们，究竟有多少出自美国茱丽亚音乐学院？面对这一问题，茱莉亚音乐学院主席约瑟夫·波利希（Joseph W. Polisi）抬起眉毛，慢慢掰起手指：“芮妮·弗莱明、帕尔曼、祖克曼、约翰·威廉姆斯、莎拉·张、马友友……太多了，你看看世界各大交响乐团的首席吧，他们中绝大多数都出自茱丽亚。”

　　在中国，茱丽亚音乐学院被称为“音乐界的哈佛”，波利希对此笑起来：“我知道哈佛大学在中国很有名。毫无疑问，人们都会冲着著名学府的声誉而去。”随即他又话锋一转：“不同的是，申请哈佛的人只要通过考试就能入学，但申请茱莉亚，你不光要通过严格选拔，我们还要检验你对艺术的热情度、专注度和奉献精神。即便入校了，一旦发现你来茱丽亚学习的动机不纯，是为了名声而非艺术，我们随时会请你退学。”这番话绝非耸人听闻。在茱莉亚音乐学院，波利希每年都能接到来自全球51个国家的艺术天才们的5000多份入学申请，“最后我们录取的只有7％~8％。”

　　1987年，茱丽亚交响乐团曾作为西方第一个由音乐学院组成的乐团莅临中国，时隔21年，他们又在波利希的带领下声势浩大地到访中国。临行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博格专程为他们写下祝语：“我们把最有才华的音乐家送到中国访问，献上他们的技艺……”

　　跟世界著名交响乐团相比，茱丽亚交响乐团十分年轻，甚至无甚名气。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群体就是未来音乐世界的中坚力量。

　　培养全面的人，其次才是艺术家

　　1905年10月，茱莉亚音乐学院建校时，招徕了500多名学生。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茱丽亚音乐学院已从“音乐艺术学院”扩张到包括舞蹈、戏剧和音乐在内的综合性艺术院校，令人吃惊的是，它的学生数量，仍然不过800多人。

　　微小的数字增长说明了这所世界一流的艺术院校在招生规则上的审慎与严格。

　　“我们的门槛向任何国家的艺术天才敞开，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茱丽亚都欢迎你。”虽然波利希如此“宽容”地宣告着他们的指标，但实际上，每一位学生的选拔绝不只是“7％入学率”那么简单，而是苛刻繁复的过程。

　　能跻身茱丽亚的青少年们，都是天资卓越的“神童”，每位学生入学后，教师们都会尽快掌握学生的心理，并将他们归类。有些孩子进校后性情不适应，才华停滞不前；有的进校完全为着茱丽亚的金字招牌，动机不纯，这两种，都会被即刻劝退。“如何把天才儿童归顺到一个正规的教育体制下，这确实是一个很难掌控的天平。”波利希或许是这个世界上跟天才儿童打交道最多的人，管理并教育好这些孩子是他最大的课题。

　　他不希望孩子们成为只懂得苦练技艺的匠人。他为他们开设运动课、瑜珈课、心理课等等，在校内设立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因为越是天才的儿童，越容易在性情上剑走偏锋。他在学校内构建类似社区的建筑，让孩子们在学校生活得像在一个小社会中，经常保持外联活动，他经常组织学生们去养老院、孤儿院等地义演，“我要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尽早适应社会。”

　　茱丽亚音乐学院招生分两个级别，大学预科接收5~17岁的孩子，大学部则接收17岁以上的。波利希认为，大学部的教育不光是艺术上的提高，更多是“智慧上的成长”。他说：“茱丽亚的校训是：首先培养一个全面的人，其次才是培养一位艺术家。”

　　13岁的华裔钢琴家陶康雷是公认的音乐神童，18个月时就会在钢琴上弹奏儿歌，3岁学小提琴，3岁半学钢琴，4岁举办钢琴独奏会，7岁时谱写钢琴曲就成为BMI音乐奖最年轻的获奖者。面对这样的音乐天才，茱丽亚音乐学院从9岁时就吸纳他就读大学预科班。陶康雷永远记得老师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我不会把9岁孩子的课程用到你身上，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像大学生那样上课吧。”

　　陶康雷认为，茱丽亚音乐学院最大的特点是：“绝对不压制你的个性，不会强迫你学不喜欢的东西。老师总是为我讲解音乐的背景，教会我如何享受音乐。”尽管自己是一个难得的音乐天才，他仍谦虚地说：“在茱丽亚，跟我一样的优秀人才到处都是。”

　　大师的摇篮

　　1984年，当波利希在万众瞩目中继任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第六任主席时，人们都在揣测，这个曾经历任辛辛那提大学音乐学院和曼哈顿音乐学院院长的人，会给茱莉亚带来什么改变。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波利希已是满头银发。说起自己掌舵学院24年的经历，他浅蓝色的瞳孔散出温和笑意：“茱莉亚是一个伟大的国际化教育机构，当时就职时我就承诺，我的责任是延续茱莉亚的传统，并让学院焕然一新。现在，我做到了。”

　　人们无法否认，波利希掌舵的24年，是茱丽亚最具活力的时代。

　　这位耶鲁大学音乐艺术博士出身的人，一上任就把自己对人文学科的重视提上日程，在修改课程之余，他成立了爵士研究院，谈下与林肯爵士中心长年合作的协议。为了让更多学生享受到助学金，让老师们得到更丰厚的报酬，让学院的校舍更加现代和多功能化，他以茱丽亚为名筹建起基金会，“美国政府对茱丽亚没有一丁点的资助，我们所有的经费，全部靠我们筹集的基金会来开销。”让波利希自豪的是，他第一年就为基金会筹得1.5亿美元，目前，他已经开始筹集第三次基金，这次的目标是3亿美元——这笔基金，即将助他完成耗资1.93亿美元的茱丽亚大楼工程，并且，这些资金将帮助那些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让他们成为艺术和教育界的领袖人物。

　　曾经在无数名校担任过院长职位的波利希认为，茱丽亚有着与众不同的吸引力：“茱莉亚身在纽约这个世界艺术文化中心，我们从1969年开始就成为林肯中心的一部分，这意味着茱莉亚的学生时刻都与大都会歌剧院、纽约爱乐乐团等世界一流艺术团体紧密相连。”

　　他表达着自己对教师团队的感激：“我们有一支强有力的教师队伍，保证了我们能提供最高水准的教学质量。”他并不认为，那些世界著名的艺术家就是最好的老师，“著名艺术家如果没有乐于奉献教育的精神，就不适合做一名老师。茱丽亚不需要这样的老师来立丰碑。”

　　在波利希看来，他们最值得骄傲的自然是任何学校都无法比拟的“校友团队”，“我经常把茱丽亚的校友们邀请回来讲课、指挥和交流。帕尔曼就是一位很优秀的老师，他从来不吝惜自己的时间，总是花大把时间跟学生们交流，尽职尽责。”

　　很多年前，波利希曾是一位巴松管演奏家，在全美巡演过，也在卡内基音乐厅办过独奏音乐会。他的父亲正是茱丽亚音乐学院教巴松管的教授，临到大学时，父亲问他是否以音乐为职业，他想了想，选择了政治经济学。“我没想到，自己后半生的职业仍旧与音乐相关，仍旧在茱丽亚音乐学院。”波利希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