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重建：建筑不是乌托邦

　　苏西

　　“我要当建筑师”，当“母爱在行动”的志愿者邓婕听到灾区的小朋友徐仲伟说出这一句时，她的印象真是深刻，因为几乎其余被访的小朋友都说“要当解放军”。

　　建筑评论者史建刚从台湾回来。因为汶川地震时他不在内地，只好大量搜集台湾9·21地震后的照片希望能用作参考，回来之后，在一个由《城市中国》组织的 “震后城市和家园重建”的论坛上，他和《城市中国》的主编姜臖说起其中一张照片：“一个学校的教学楼被揭开后，一个班的孩子在那儿蜷缩着，你能看到这些孩子全都没有受伤，身上没有血迹。那些非常小的孩子保持着那样一个蜷缩的姿态，全都窒息而死。”姜臖的眼睛红了。对于一个有责任感的建筑师来说，汶川地震后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校舍倒塌的照片已经太多，但没有一张照片和史建提到的情景相类似。

　　曾经参加过台湾9·21震后重建的台湾建筑师一再请史建带话：“台湾的经验表明，这次大陆四川的地震和台湾的地震有大量的相似性，唐山的地震发生在平原地区，四川的地震发生在山区，山区地震以后，整个的山脉全都被震酥，导致整个山川河流、自然植被，包括地下水的走向，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适合做村镇的地方现在不见得合适了。在这个时候，务必不能马上做城市和村镇的规划和建设，要等自然恢复一段时间。”

　　——当四川灾区大面积的建筑被震塌之后，“建筑师”和“建筑”在灾区重建期间所应承担的责任应该是怎样的？经历过唐山大地震和9·21台湾地震的建筑师在此刻有怎样的经验和设想？

　　安全是建筑师的份内事

　　张路峰是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的教授，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唐山大地震，尔后走上建筑教席的唐山人，他懂得那种劫后余生的感受。12岁时他懵懵懂懂，不知道害怕，因为“一点地震意识都没有”，“从来没有地震教育”，这一次跟着电视台的直播，那种成年人对灾难的感同身受比童年尤甚。他跟我说：“我不能看电视上那些残酷的画面了，晚上又开始做噩梦，我自己就觉得：我们都是幸存者，我每一天都是幸存者，我已经很幸运了。”

　　幸存者的身份令他有着极强的感恩意识，建筑师的身份则让他能够清晰地反省。他说：“受灾的人没有像建筑师想的那么复杂，去担心震后快速重建会抹去城市的历史痕迹。当时我们就想先要有个地方住，再重新建立生活体系。没人想要住进跟震前一样的房子，也没人想天天看着那些地震遗址。”

　　他依然记得唐山地震后的景象。从地震7月底到入冬之前，“由地震棚组成的简易城市就形成了”，这些地震棚和今天的活动板房的景象是很不同的。从一些老照片来看，“城市基本上在废墟上面慢慢形成，屋顶用油毡做，上面压了很多砖头。”70年代国力有限，人们只能自救，连小孩也参与搭建临时城市，“地震后一个月我们就复课，没教室，大家就在瓦砾堆上挂个小黑板上课，一边劳动一边上点简单的课。那时我刚上初中一年级，开学先把废墟里能用的完整砖头找出来，我们把砂浆刮掉，高年级砌墙。砌墙前先立木柱，是古代的构筑方法。围墙建1米高，往上用空投的席子、油毡围上，两面抹泥，形成简易的墙体，冬天就能保温。余震也不怕，倒也倒不了多少，上面的倒下来砸不着人。”这样的“墙”在原来的地基上建——废墟清完之后地基出来，砌一段墙再把捡到的窗框也弄上去。“老师得找有技术的工人、农民来砌墙，我们都抹不上泥，一抹啪的一声就掉下来了。”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