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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亮:这一段时间最有价值的是纪录片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01日 11:36  经济观察报

  王小鲁

  一

  赵亮的《罪与罚》在南特亚非拉三大洲国际电影节上获最高奖。这是一部纪录片。一直以来,电影的虚构与非虚构的划分是让电影节主办者颇费脑筋的问题。有些电影节曾为虚构与非虚构界限模糊的电影开辟专门的展映单元,但这一届南特电影节第一次将虚构类电影与非虚构类电影合在一起进行评奖。《罪与罚》是第一个在这样的电影节制度下获奖的纪录片。

  2006年,我曾到过赵亮的工作室,那是他在北京花家地附近租来的一居室,与王兵的工作室相邻。那个时候,我知道他早已拍摄出了纪录片《纸飞机》。《纸飞机》记录了1998年左右北京的一群摇滚青年的空虚生活,这算是中国最早的成熟DV作品之一。也许正如赵亮本人所说,因为与外界交往少,这个作品被观看的次数似乎并不多,所以也少见研究者来进行分析评述。而在更久之前,他已经用朋友帮他买的一台摄像机,拍摄了圆明园画家村被解散的很多素材。那是1995年。但那些素材带一直都放在那里:因为剪辑的困难,加上对素材的没有把握。到了2006年,在宋庄美术馆里,我们看到了两部纪录圆明园画家村被迫解散的纪录片,一个是胡杰的《迁徙的艺术家》,一个是赵亮的 《告别圆明园》。后者就是用那些被弃置的素材剪出来的。

  多年以后的历史再现,让很多当事人热泪盈眶。其实这对那些没有直接参与和直接感受事件本身的观众,也有着某种特殊的价值,因为它纪录着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而圆明园事件是当时社会品质的一个重要证明。那两部片子与中国新纪录片的第一部——吴文光的《流浪北京》,放在一起进行回溯,可以构成一段相对完整的历史轮廓。他们拍摄的对象是一个群体——流浪艺术家。《流浪北京》里纪录的人和事,是当时社会发展史中具有前卫性的存在,艺术家们小有规模地抛弃了体制内的工作,在体制外闯荡,开创了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那是一个重要的奠基和起点,是被强力控制的生活初步瓦解的时刻。那个时候,赵亮还是一个学生,他是稍后流浪北京的艺术家之一。在他的简历上写着:1971年生于辽宁丹东,1992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1994年开始自由生活。

  若说《流浪北京》纪录了那些“盲流”艺术家所获得的珍贵自由——以贫困和精神煎熬为代价,那么《告别圆明园》则纪录了体制对这种自由的惩罚与报复。那些影像的制作都比较粗糙,在光线不足的地方,糙点特别多,移动镜头的操作都不如现在这么纯熟,但它纪录了一些重要的状态:当时人们面对摄像机时的反应、摄影者本人的尴尬境遇……这映射着当时人们生存的普遍权利状况。在 《告别圆明园》里,也许是因为在多年后才进行剪辑以及有了更多创作经验的缘故,它并没有抛弃那些当时没有拍摄成功的段落,比如导演持摄像机落荒而逃、在车上掩藏摄像机……这些动作,都作为有机的部分置入了电影中,让我们在拍摄行为上面直接感受到当时社会控制的紧张状况。

  这些年来,因为没有成熟的市场可以期待,所以民间纪录片作者的行动,很大一部分就凭热情与信念。而这是有点昂贵的艺术生产方式,需要昂贵的生产工具的配合,中国的私人资本尚不发达,加上没有体制保障,这些纪录者几乎都承受着那种“自由的后果”。民间影像作者的物质生活往往较劣质,但这种状态使他们保持了与大多数人相一致的生存境遇,也能捕捉到更为普遍化的素材。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许有理由怀疑某些经常做公共发言的大学教授们,他们的许多观点常常会受制于自己的生活范围和交往层次,而且也缺乏田野调查的耐心,对于他者境域的体验往往十分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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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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