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季度数据看经济走势与宏观调控取向

　　■学者论坛■胡迟

　　 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０８年一季度ＧＤＰ同比增长１０．６％，比上年同期回落１．１％。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２４．６％，ＣＰＩ同比上涨８％，食品价格上扬２１％，７０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涨幅为１１％，分别比上年同期高０．９％、５．３％、１６．１％、５．４％。

　　 应该说，经济增长率的小幅回落是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显示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从紧的货币政策正在逐渐奏效。２００７年，央行上调利率６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１０次。另一方面，这也是经济长期处于高位运行后自身的适度调节。我国经济自２００３年以来已经连续五年增速达到或超过１０％，其中，２００７年的每个季度和全年增长率均超过１１％。如此高的增长率显然也有调整的内在需求。一季度数据公布后，中国人民银行立即宣布，自４月２５日起，将大型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０．５％至１６％的历史新高水平，由此将冻结约２０００亿元资金。此举充分体现了央行“继续落实从紧的货币政策要求，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的决心。

　　 展望下一步经济运行与价格水平的走势。从经济运行看，虽然增长率已有所回落，但仍居于高位水平。总体来看，支撑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主要因素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潜力不断提高。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测算，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能力分别为９．８％、１０．２％、１０．６％、１０．８％和１１％，高于改革开放２８年来潜在增长率９．７％左右的平均水平。最近连续几年经济和投资高位增长导致我国资本积累的速度明显加快，形成了大量生产能力，大大增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供给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科技进步加快，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非农产业转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基本保持改革开放以来年均３％左右的水平。国内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建设得到明显加强，煤电油运等瓶颈制约明显缓解，充裕的国家外汇储备也增强了我国利用国外资源的回旋余地。因此，上述各种积极因素都能够确保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

　　 为了有利于整个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增长，下一步我国应当选择（相对）低增长、低通胀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经济有所下滑，也要坚持下去。由此所导出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则需要在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前提下，根据国际国内经济运行与环境的不确定性，及时做出修正和调整。国务院日前印发的《２００８年工作要点》提出，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方面，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这显然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两个月前《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的“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相比已经有所变化。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特别要把控制物价上涨、抑制通货膨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都是考虑到当前经济增长率有所回落，而价格水平持续走高后及时做出的调整。再从宏观调控工具的运用看，前期宏观调控中各项调控工具的“十八般武艺”都已使用殆尽。未来宏观调控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不断优化调控工具的运用，提高执行效率的问题。

　　货币政策：更加谨慎灵活

　　 在本轮经济高增长中，货币政策一直充当着宏观调控的主力军角色。前两年，货币政策的使用主要针对抑制过热的投资需求，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但面对当前经济增长已放缓，而物价水平持续上涨的复杂情形，实施包括各种工具在内的货币政策应当较之以前更加谨慎和灵活。以利率调节为例，针对经济增长已放慢的现实，较之于去年的频繁加息，利率的使用应当更加谨慎，这也是今年以来央行连续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却一直未加息的主要原因。不少经济学家也建议央行继续观望再决定是否加息，但这决不意味着央行今年就不会加息了。根据高盛公司的研究报告，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的高通胀都是在实际存款利率变为负值之后不久通胀率便开始显著地加速上升而产生。因此，目前连续１４个月处于实际负利率的状况表明未来加息的空间依然很大。加息对抑制投资需求过热和（由需求因素引致的）通货膨胀仍能发挥作用。央行副行长易纲曾表示“存款准备金和利率都有上调空间”。周小川行长新近也强调说，央行不排除加息。比较而言，在抑制结构性价格上涨方面，央行近期更适宜运用数量型工具进一步收紧流动性，同时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速度。但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节奏也需适度，一是需要考虑政策的累计效应；二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会使银行压缩信贷，直接受到冲击的就是中小企业，他们将更加难以获得贷款。汇率方面，近一个时期，人民币升值较快，虽然目前还未到位，但从长期来看，依然要准确、稳妥地把握升值幅度，充分考虑外贸企业的成本承受能力。总的来看，货币政策的使用需要谨慎，节奏可以放缓，但从紧货币政策的导向仍不能变，这一政策的作用还在于防止通胀预期。因为通胀预期比通胀本身更可怕。目前虽未出现全面通胀，但不及早预防，就会转化为全面通胀。国家的一系列措施更多是为防止通胀预期。至于具体工具的出台，则需要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最新变化，在重点、时机、力度上灵活调整，相机抉择。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

　　 按照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向，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走向间接调控，而间接调控主要依赖的就是两大政策，一个是上述调节总量的货币政策，另一个是侧重调节结构的财政政策。虽然每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与政府工作报告一直将两者相提并论，但在实际运用中，却存在着“一头重，一头轻”的情况，有资料显示，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了防止经济衰退，我国主要采用了以国债手段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连续４年以国债投资带动了上万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由此拉动了经济增长。而２００２年以来，扩张性财政政策逐渐淡出。在抑制经济过热上，政府又主要使用了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与加息为主的货币政策。两大政策在配合运用、相辅相成上却一直不甚成功。去年就有经济学家认为，财政政策在化解流动性上运用不足，与货币政策的配合不够。２００７年，我国的财政收入超过５万亿元。当前，动用财政政策已经有了足够的财力做后盾。由于此次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是供给方面的成本推动所致，而货币政策治理需求拉动型通胀相对有效，治理成本推动型通胀就不那么有用。因此控制成本推动型通胀更应该从财政政策着手，首先，可以通过减免进口关税，平抑进口产品的价格；其次，为抑制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可以对“三农”进行补贴，既消除社会分配不公，也调动农民积极性。国务院在今年预算中安排了５６２５亿元的支农投入，近期又追加了２５２．５亿元，加大对农业的扶持。这一举措抓住了缓解通胀压力的关键。全面来看，稳健财政政策的应有之义是“有保有压”。在减少财政赤字和控制长期建设国债规模上，要敢于压缩，而在支持“三农”、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改善民生、深化改革方面的支出则要加大力度，优化支出。财政政策目前的方向是正确的，其存在的问题在于：依靠庞大的政府体制运行速度较慢、效率不高，投入力度仍然不足，因而尚未在宏观层面产生足够的效果。高盛公司在最近一份报告中指出，真正的问题不是政府会不会做出调整，而是最终的政策调整是否力度太小、太迟，故而无法促使经济实现软着陆。这一点既适用于财政政策，也适用于货币政策。

　　其他政策：现阶段不可少

　　 在我国现阶段的宏观调控实践中，除了标准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外，还兼有其他类型的政策，比如：政府一直提出：要“严把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加强对投资新开工项目的控制”。这里所说的“土地闸门”，就是政府从行政管理角度，通过严格控制土地供给，从而达到控制新开工项目的目的。另外，宏观调控还包括了其他行政手段和类似于产业政策的做法。当前，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等都被纳入到宏观调控的范畴。因此，与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方式相比，我国现阶段的宏观调控呈现出一种“宽口径”的特征，它包括市场、行政，甚至法律性手段。政府部门将此做法概括为“组合拳”。有人戏称为“宏观调控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哲学大师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实事求是地看，现行“组合拳”式的宏观调控有其合理的一面。它的确能够适应转轨时期我国经济运行的状况和市场体制发育的阶段性特征，完成仅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所不能完成的调控经济运行的任务，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就认为，当前的宏观调控以数量和行政手段更有效。因而，这种宏观调控的手法在一定时期内还会继续下去，但其负面影响则是把真正的宏观调控与其他政策手段混为一谈，模糊了各种政策工具的使用边界，而且在使用中又强化了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旧体制的回归。这可以看作是现阶段为调控经济付出的体制成本，全社会必须充分认识到转轨时期宏观调控的复杂性与工具运用的不规范性，而且要理解这个过程是我国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所无法逾越的。决策者在实施时也应当心知肚明，尽量做到“宜少则少，趋利避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三轮经济快速增长。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改革开放后第三轮快速增长的工业化中后期。国民经济连续五年保持了１０％以上的高速增长，年度之间、季度之间波动非常小，仅１％左右，更重要的是经济运行质量、效益大幅提高。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过去五年里，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１３．８％，仅次于美国。中国已经连升两级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所有这一切宏观调控都“功不可没”。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两个方面看，２００８年中国经济“增长回落、通胀趋高”的两大特征明显，宏观调控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在反通货膨胀与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同时密切注意国内外的不确定因素，灵活应对。我们有理由以３０年经济增长与调控中积累的经验来预期，中国本轮经济增长期完全可以在宏观调控中以高位态势继续延长，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ＩＴ业兴起给美国带来长达１２０个月的增长周期相媲美，从而创造出世界经济史上超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

　　（作者单位：中国企业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