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效透明的救灾系统降低损失

　　本报评论员 张立伟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央政府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及随行8个救灾工作小组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灾区。由于灾区地理条件严酷，交通因地震而遭严重毁坏，恶劣天气持续，目前救援工作还没有在震央地区大规模展开。但从媒体不间断的滚动播出的信息看，政府的快速反应有目共睹。

　　这体现出中国应急机制运转越来越灵活、越来越有效。近年非典、洪灾以及暴雪等突发灾害频繁，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应急经验，并于2006年1月公布了《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2007年11月1日进一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今年5月1日则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确保机制化和透明化的抢险救灾应急体系。在地震领域，早前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1998)、《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1995)等。

　　与传染病、灾害天气以及恐怖袭击等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相比，地震所导致的灾害复杂程度高，各部门协调的要求也更大，如何指挥协调地震、救援、医疗、军队、通讯、气象、后勤等部门抢险救灾，应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之外构建独立的应急预案。当然，《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已确定了各部门在震后的职责，但是，发生大地震后，中央与地方的各个救援系统及职能部门仍然需要一个高效的机制化的指挥平台，而不是行政动员和各自为政。据悉，中国地震局2008年已经计划对《防震减灾法》进行修订。

　　防震减灾“预是基础、防是重点、救是关键”，中国需居安思危。应该承认，与地震多发的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相比，中国大陆居民防震教育和意识还不够强，近年来地震多发生于西部人烟稀少地区，日益繁荣的东部人群密集区缺乏警惕。在日本每年有法定的“防灾日”，全国上下都会动员市民参与大规模的地震防灾演练，让市民懂得如果应付突如其来的灾难，也提醒市民居安思危。因此，沉浸在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里的中国公民有必要获得更多的风险教育。

　　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政府也应研究如何提高公路、铁路、公园、学校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抗震性与安全性，一旦发生地震灾害，这些基础设施对于救灾至关重要，而学校质量也关系到脆弱的学生安全，规划部门必须合理的安排城市公园等地震避难地带。目前，中国城市防灾减灾工作管理机制亟待完善，存在防灾情况底数不清、城市单灾种规划各自为政、重要城区及社区的综合防灾体系尚未建立等问题，借此契机，应该进行全国性的排查和完善城市防灾减灾工作。

　　同时，中国应该建立可靠的地震预警机制，能够第一时间把警报信息发送到轨道交通、公路、民航等运输部门以及企业、居民社区等部门。正是由于地震灾害发生频率极低，因此，已有预警系统在真正灾难降临时难以发挥作用。现在，必须建立机制确保其有效性。

　　此外，完善的中央级救灾物资储备库会对救灾起到积极作用，此前发生的张北地震出现救灾物资缺乏统一规划的问题，因此1998年中国提出构建救灾储备仓储网络的设想，目前已设立天津、沈阳、哈尔滨、合肥、郑州、武汉、长沙、南宁、成都和西安等十个中央级救灾储备物资代储库，但近年地震多发于西部地区，而西安储备较少，需从中东部地区调运，增加了运输时间和难度。中央需建立布局更合理的救灾物资仓库，以便最快支援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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