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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沈昌文坦白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5月12日 00:53 中国经济时报
闵良臣 没想到，做则短文，一上来竟需要个新闻句子：第十八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4月26日至28日在郑州举办。而我在郑州一家媒体打工，也算是“恭逢盛会”吧。 书博会开幕前十余天，邮箱中收到花城出版社副社长、《随笔》杂志主编发来的邮件，问我是否还在郑州，说他会参加郑州书博会，还说在书博会上花城出版社出版的《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有一个首发式活动，希望我能去“捧场”。有朋自远方来，自然不亦乐乎。我虽极反感孔夫子“君君臣臣”那一套，但他的有些话早已成民间“生活用语”，并且生命力超强。 闲话少叙。签名售书前，沈公根据安排，在“首发式”上与几家媒体记者近乎零距离对谈。而我尚未等“签名售书”开始即在会场边买了一本《知道》(请允许我对此书简称，并且下面凡引此书文字也只注页码)，并在“对谈”包括自由提问的会场上即请沈公签了名。 我是个急性子。什么“知道”？又“知道”什么？当然想一睹为快。 提起沈昌文，大名鼎鼎，虽然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但毕竟“在文化出版界执役多年，知道一些事情，因号称‘知道分子’。”(封二)而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读书人”也少有不知其大名的，即如这本书的记录、整理者张冠生在书的《后记》中所言：“那时，《读书》杂志在知识分子心中何等地位？……主编《读书》的，该是何等人物？”而5月2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在“新书坊”中介绍说：“三联书店总经理，主编《读书》，创办《万象》，引进《宽容》、《情爱论》、《欧洲风化史》……沈昌文之于中国出版界，就是一部活生生的现代史。”总之，即使说不上崇拜，也是仰望之。这些且都按下不表。 只说赏读完一本图文并茂的《知道》，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沈公的坦诚，或叫坦白。他坦白自己“崇洋”；他坦白自己“无能”；他坦白只上过不正规的或叫“野鸡大学”，并且由于没有高中的底子，“班里边就属我最差了”(45页)；他坦白自己曾为人“造假账”；他坦白当年为找工作曾伪造过证件和介绍信；他坦白做学徒时，能得到师傅的喜欢，原因“我是一个‘小马屁精’嘛！”而“根源”就是“从念小学开始，就在人性扭曲的情况下长大”(18页)；他坦白自己“善于作检讨”；他坦白自己是“奴才主义”；他坦白“当秘书多年，最大的擅长就是能体会领导意图”；他坦白自己原来不会做文章，“一直以为写完了文章最后再填标点”(70页)；他坦白自己当年“一心想的”就是“‘功名利禄’啊！尽管当年时髦的词儿叫‘革命’”；他坦白自己当年“被认为是群众中间叫出‘反右’呼声的第一人”，并听从领导，连夜写出一篇“义正词严”批判同事戴文葆的大字报，进行“表态”，得以自保；他坦白自己“何尝有过‘品牌’观念？我们只知道听上面的话，不出上面不中意的书刊”(153页)；他坦白当年出的那些“灰皮书”，“当年觉得够反动，以后再读，却觉得真对劲”(76页)；他坦白自己“非常庸俗。只听老派的流行音乐，不懂古典。……我知道，我这人是很低级的”(163页)，并且“需要吵闹，包括我的生活学习，……我就喜欢吵闹的音乐，我不能听贝多芬什么什么……我是要听非常吵闹的音乐”(173页)；他坦白“我不知怎么的在读书问题上，我至今忘不了那句据说是反动的话：急用先学。对我这样自学出来的人来说，这实在是千古不易之理”(164-165页)；他坦白自己在三联“当总经理的时候，脾气很暴躁”(175页)，总之，他坦白“尽管我算是比较稳重的，但是毕竟处在那样一个时期，那样一种环境下，现在看来，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应该忏悔的事情比较多。”(100页) 除这些一笔带过的坦白之外，沈公还有很多具体生动而又比较详细的坦白，比如，即使在旧中国，堂堂大上海也是花花世界，有十里洋场，可以醉生梦死，是多少人梦寐以求之地，然而，沈公母亲偏偏不喜欢上海人，认为“上海人不可靠”(7页)，甚至认为“她一辈子吃亏就是因为嫁给了上海人。……还不断告诫我，上海人是如何如何的坏”(8页)。好在这些说的都是旧上海，不然，沈公这些不加修饰不知隐晦的口述，真不知要开罪今天多少上海人。 书中像这种要得罪人的口述还有不少。比如讲曾彦修(即严秀)，比如讲范用，他们都不仅曾是沈昌文领导(范用还是沈昌文顶头上司)，也都在世，而且像曾彦修更是中共延安时期干部，资格很老。可你在口述中看沈公“说出时，波澜不惊，从容到家，一如老农讲他的春耕夏播、秋收冬藏。”(《知道·后记》)好像就没有一点担心，没有一丝后怕。比如书中有一处谈到曾彦修时，说“他一向思想解放，讲话声震屋瓦，而且直率得很，脾气非常之大。一次有一个编辑找他汇报工作，他听了两句，不高兴了，就对那个编辑说：你口齿不清，说话不清楚，叫你的主任来跟我说话。曾先生就是这样，不高兴的时候甚至要摔茶杯摔什么东西的。”(56页)另一处谈到范用——起因是沈昌文刚退休，当时海外报纸不断有文章“说因为《读书》如何如何犯忌，当局就如何如何逼着沈昌文退休”，根据就是1996年第1期《读书》上文章的内容，于是“这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仅在三联内部议论纷纷，外边的人也知道了这事儿。李锐就接到了范公的信，说沈昌文自居为改革派，实际上他当然是保守分子了，如此自居实在是无耻，等等。”(134页)读这几行文字，真担心不仅范用先生会有意见，那位曾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公也难说没有看法…… 读这本口述，知道沈公一生所学，真个丰富多彩：“学过摄影，学过速记，学过会计，英语就不用说了，还学过俄语，学过西班牙语，学过世界语”(24页)。然而，你读此书，直如面对口述人，没有拿腔捏调，没有花花肠子，更感觉不到这是一位身兼编辑、翻译且资深的出版大家，言词用语不仅白得不能再白，而且完全口语化，可谓地道的“口述”。有时读着那生动的口语，让我这个读者仿佛觉得面对沈公的不是这本书的记录、整理者而是自己。 读这本口述，看似“轻松闲聊”，一本实则只有几万字的书一翻而过，然其间不乏令人深思的东西。比如，书后附录中有一篇1997年“黄集伟与沈昌文对话”，问答式。沈公就黄提问的“你个人在阅读上有什么偏好么”回答道：“我喜欢西学，国学是不懂的。因为从小的时候中了鲁迅的一句话的‘毒’，就是说读古书越读越沉闷，读现代的书，读外国的书能够想做事儿。在这方面我比较受鼓励的是李慎之先生。李慎之有一句话我非常赞成，他说，中国要现代化，靠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可能的。要能，宋元明清早就现代化了，不能完全归咎于帝国主义的侵略。”(175-176页)说到这儿，我倒真是想起了鲁迅，他有一篇文章叫《老调子已经唱完》，真是说得透彻极了，并且说了宋朝说了元朝说了明朝说了清朝：“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宋朝唱完了，进来做皇帝的是蒙古人——元朝。那么，宋朝的老调子也该随着宋朝完结了罢，不，元朝人起初虽然看不起中国人，后来却觉得我们的老调子，倒也新奇，渐渐生了羡慕，因此元人也跟着唱起我们的调子来了，一直到灭亡。”随后“起来的是明太祖。元朝的老调子，到此应该唱完了罢，可是也还没有唱完。明太祖又觉得还有些意趣，就又教大家接着唱下去。什么八股咧，道学咧，和社会，百姓都不相干，就只向着那条过去的旧路走，一直到明亡。”“清朝又是外国人。中国的老调子，在新来的外国主人的眼里又见得新鲜了，于是又唱下去。”或说清人本来一开始还是勇猛的，不然也不会打败汉人。然而他们后来读汉书，搞汉化，结果江河日下，一败涂地，用鲁迅的话说。尽管“到后来，倒也略略有些觉悟，曾经想从外国学一点新法来补救，然而已经太迟，来不及了。”可见，不论沈昌文还是李慎之，其实都是中了鲁迅的“毒”。 沈公是个坦白之人，也是个勇于自嘲者，像说自己“苟延残喘”、“胡说八道”、“贪污盗窃”、“吃喝玩乐”，简直是张口就来；而勇于坦白与勇于自嘲，在我看来，应该算是一个人的美德。可尽管沈公坦诚坦白，毕竟还要食人间烟火，还要面对许多要面对的人和事，他的口述在不少地方也不能不有所保留，不得不“吞吞吐吐”，知道也不能说出来，知道也不能告诉你，或说说出来的不仅是他想说的，也都是他认为能说的；说不得的，还是不会说。知道归知道，坦白归坦白。再说，历史留下来的毕竟也是少之又少，甚至如同鲁迅所言：“因为历史结账，不能像数字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账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比如，口述到范用先生时尽管说了不少“坏话”，但也明显保留了不少。书中说，1986年1月，沈公接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用沈公自己的话说：“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可以说是仓促上任。”因此，他“想聘请范用为顾问委员会的主任，上面都不同意。当时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约略知道了原因。”(118页)什么原因，只有口述者“知道”。又比如，《读书》创刊之初，当时身为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范用分管《读书》，但“你看不出范用在哪里，可是实际上他是灵魂，都是听从他的指挥。他的作用‘弥漫’在整个编辑部”(107页)。而“当时的这些事儿，我在回忆文章里不好写。不好写的事儿多着呢！以后会慢慢说。”(106页)这“不好写”的“言外之意”恐怕没有读者会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不过这里也插几句：对范用先生，读者也非常尊敬。尽管沈公认为，“你要办刊物，只有用陈原的办法才行得通”(85页)，实际上也就是走妥协或叫“曲线救国”的路子，但范用先生的“抗争”也让我心生敬意。这一点从口述中也可看到：“范用提倡的办法应该大大地歌颂，因为他基本是采取当年邹韬奋的办法，就是抗争。”(85页)尽管沈公说得勉强，有点不情不愿。此外，“作为资深出版人，范用曾出版过几部重量级图书，其中包括巴金的《随想录》、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和《傅雷家书》。”而“当年范用出版《随想录》一字未删，被巴金称为‘是你们用辉煌的灯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著引进“文明”书市’；陈白尘去世后，范用前往其女儿陈虹处取《牛棚日记》书稿时出了车祸，最终拄着拐杖出版了该书；而1983年出版《傅雷家书》的时候，傅聪在国内尚未平反，为了让该书得以面世，范用排除了各种难以想象的阻力。”(见2007年7月24日《南方人物周刊》)这些，我想后世的读书人也一定不会忘记。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尽管有的尚在人世)，一定要尽力持客观态度，不可失去公正之心。 其实，就是沈公在口述范用“坏话”的同时，我们从另一段话中也不难看到他内心对这位老领导的感激之情：“范用对我是有很大帮助的。不管现在他如何对我有意见，我得说实话，在我个人成长的种种关键问题上，都是他说了有利于我的话，或者是他提拔了我的。也许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他对我日后编《读书》时不听他的话，是非常恼火的。”(84页) 不知是“年事已高”，难免记忆有误，还是别的什么缘故，发现口述中至少有一处与媒体所刊不同。口述说1979年《读书》创刊号中《读书无禁区》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当时执行编辑史枚改的，原题叫《打破书的禁区》，为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长李洪林所撰写。原话是：史枚“他很大的一个功劳，就是《读书》杂志创刊号上的《读书无禁区》。那篇文章的标题是他改的，作者原来的标题要软一点，叫‘读书也要破除禁区’。他说要‘破除禁区’，没有说‘无禁区’。史枚老先生一改，就成了‘读书无禁区’。”接着还说，“他坚持这样的想法、做法，谁都不能改变。”(108-109页)可在2007年7月24日的《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一篇对范用先生的专访中我们看到有这样一句：“《读书无禁区》的标题本来是《打破读书禁区》，是范用在发稿前将它改为《读书无禁区》。”这句话应当是范用亲口对采访他的记者说出，不然，记者不会这么写。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知道应该相信谁，而况史枚老先生早已去世。 这也算是作为读者读这本口述的一点遗憾吧。 《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花城出版社出版，定价：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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