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机制:国有创投转身之痛

　　

去年初，时任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总裁的陈玮选择了离开。业内人士称这折射出国有创投激励机制的困境。CFP供图何国杰

　　去年初，作为国内最大的有政府背景的本土创投———深圳创新投资集团的总裁，陈玮选择了离开，因为他要“实现个人价值”。

　　有业内人士评价，这短短的六个字，折射出国有创投激励机制的困境。

　　“国有创投激励机制一定要改，不改只有死路一条！”4月11日，在创业板即将推出之际，长期关注创投行业、由成思危牵头成立的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院长陈工孟尖锐地指出。

　　“应加大对国有背景创投的体制改革力度”，同样作为老国字号的广东省风险投资集团董事长何国杰表示。在创业板的黎明悄悄来临之际，国有创投吹响了改制的集结号。

　　创投大佬出走背后的体制诟病

　　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如今的前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总裁陈玮变身东方富海创业投资基金董事长，前深圳创新投资集团副总裁程厚博也变身东方富海创业投资基金总裁。

　　“我们为什么要出来？原因其实很简单，创新投是一个国有控股公司，我们从它刚成立做到具有一定规模，但创新投的市场激励体系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与陈玮刚离开创新投时“实现个人价值”的言辞相比，如今的东方富海创业投资基金总裁程厚博毫不讳言。

　　在4月11日面对上百记者列席的新闻发布会上，从创新投出走的程厚博、创新投现任副总裁孙东升、广东省风险投资集团董事长何国杰、深圳创业投资同业公会秘书长王守仁、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院长陈工孟再次揭开了“创投大佬出走”的伤疤。

　　程厚博还要说下去，王守仁就打断他的话，“你不要这么说，你就说我出来创业了，不在国有企业打工了，不挺好的？”

　　但程厚博还是继续说下去，他说，“总体上说，我们主要还是希望能建立一个新的机制。因为中国风投是从国有背景起步的，未来会有多种成分，比如说合伙制就是一个新兴的力量，未来我非常看好这个机制。到现在为止，我们公司的员工都是热情高涨，我们建立了良好的激励机制。”但他的话再次被王守仁打断。

　　面对程厚博的尖锐批评和王守仁的两次打断，作为主持人的陈工孟此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中国一定要发挥本土风投的实力，但要发挥好这个实力就必须让这个市场规范化，国际化，要让国有性质的创投拥有永久的积极性。国有创投的人可以忍三年五年，但不可能长久地忍耐下去。有些人以为我们的创投老总一年工资30万、50万已经很高了，但问题是他的价值是300万啊！”

　　作为创新投的现任副总裁，孙东升也承认，国有企业有机制问题，但是他也指出，目前创新投也在激励机制上进行改革，并提出与国际管理接轨的这种机制，希望能够得到政府领导的理解和支持。

　　而王守仁还是坚持认为，从经验上看，不要说现在的国有创投激励机制不好。

　　新形势下国有创投的艰难转身

　　国有创投经历了2000年网络泡沫的严冬，眼看要迎来创业板推出的春天，收获的金秋仿佛也触手可及，但有些国有创投却在国外资本、民营资本的冲击下停滞不前了。

　　中国风险投资自20世纪80年代起步、90年代主要由地方政府出资建立国有创投示范推动，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资本市场日益兴旺，致使大量境外、民间和企业资本的集结和流转在中国的风险投资领域。

　　最近一两年，政府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从原来的直接投资者变成了间接投资者。政府不再直接投资设立风险投资公司，而是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引导更多的资金进入风投行业及其投资方向。

　　面对外来资本及民间资本的冲击、政府角色的转变，国有创投激励机制改革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过。就算是创新投，近年来也一直在摸索新的发展道路。

　　据记者了解，创新投建立了一套激励和约束机制。从2005年以来，创新投在投资项目的时候，投资经理必须用总投资金额1%的自有资金进行投资。这样就把投资人的利益与公司股东利益捆绑在一起，投资成功了，投资经理将获得相应的报酬，但如果失败了，投资经理也要承担1%的损失。这种激励和约束机制使得创新投在进行项目投资的时候更有把握。

　　作为国字号创投的排头兵，广东风险投资促进会理事长、广东省风险投资集团董事长何国杰也在探求国有创投的发展之道。

　　何国杰说，国家给你一片果园让你管理，是要你种出来果实，让你进行增值管理。你不能种错树苗或者果树无法结果，更不能把果园荒废了。有了劳动果实之后，国家也要对园丁给以一定的激励和收益。比如种出1000个苹果奖励200个，种到了1万个，园丁就分2000个。如果不定好规矩，一开始做2000个，可能就一直在2000个徘徊了。从绝对数量上看，还是国家得到的利益多，这样就可以留住人才。

　　其指出，从创投的发展轨迹来看，是先有国有，集体，再有个人，这是一个特征。现在国有创投不是处于一个单一的所有制背景，而是处于多种复杂的所有体当中。所以中国目前的企业管理制度，企业的管理模式，有着不同的管理愿望和不同的团队。

　　他认为，现在国有的创投要从管理机制上转变，要任用专业化的职业化的团队，在他们管理好的时候建立比较好的激励机制。各种所有制下的创投都有可能做好。

　　陈工孟则指出，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靠中国本土VC的发展来实现。我认为中国本土VC的发展必须要走民营化、市场化、国际化的道路。

　　所谓民营化，是指要进一步理顺本土VC的发展体系。政府直接运作的风险投资只能是死路一条。政府只能扶持、支持、引导、培育风险投资的发展，引导更多的创业家、产业人才和民间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

　　所谓市场化，是指风险投资基金要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在组织模式设计、投资运作、人员激励方面要市场化。

　　所谓国际化，是指本土风险投资机构要与国际接轨，遵循国际规则，加强与国际VC的合作和交流，大力发展人民币基金。

　　2005-2007年新募集

　　风险资本结构（中国内地）

　　注：2007年该项调查的有效样本数为47家。

　　个人资本成为2007年风险资本的亮点，它已经超过金融机构成为内地新募集风险资本的第三个主要来源，其金额占资金总额的14.82%，远远高于2006年和2005年的6.71%和3.50%.

　　■对话

　　省风险投资集团董事长何国杰谈国有创投改制办法：

　　政府可设立基金取代直接办创投

　　面对外资创投和民间创投的不断“入侵”，国有创投该怎样改制以适应新的形势？4月11日，广东省风险投资集团董事长何国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出，要改变这类公司的投资方式，并对VC行业建规立法。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早前国有资本设立的风险投资公司为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未来他们要怎样谋求体制与管理机制创新？

　　何国杰：这些公司的长处是政府出资稳定、重点投资扶持本地创新企业从小做大。若资金使用得当，可令VC公司实现滚动发展。短处是决策层程序复杂，管理团队不稳定且难以从组织结构上往职业化扭转，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均难以科学形成并实施。

　　但这类公司已积累了一批人才和投资管理经验，如根据市场化管理要求，出资人或委托经营的专业化团队对其实行体制改革和管理体制创新，则可以盘活这些以往政府投入的资本，真正做活做精做强这类VC公司，其体制、机制改革与转换发展，将可寄希望于深圳创新投集团、上海创业投资公司、广东粤科VC集团等公司闯出一条国有背景VC公司改革发展的新路。

　　南都：随着外资创投和民间创投的“入侵”，国有创投会被“吞噬”掉吗？

　　何国杰：目前，本土VC公司面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发展机会的大好形势，无论在融资、投资、人才还是退出通道等方面大有用武之地。可以预测，本土不同类型的VC公司将会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共存，发展条件与优势互补。关键是在不同的出资人意愿的影响下和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情况下，各类VC必须在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团队的聘用管理、内部激励约束机制的实施以及发展策略等方面具备市场化、社会化的竞争能力。

　　南都：陈玮出走创新投为业界广泛关注，作为国有创投的老总，你对国有创投的体制改革有什么良策？

　　何国杰：我的建议，一是采取改变这些公司既管理政府资金又直接投资的机制，转变为政府以设立基金的形式出资，委托“VC投资管理公司”或“职业合伙人团队”进行委托管理，随之制定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促使原有的国有VC公司转变管理运作模式，提高资金的使用效能和吸引多方资本参与，扩大引导效果。

　　二是政府行政机构加快对VC行业建规立法，对中央及地方具有过国有背景的风险投资公司实现彻底转型，如过去一段时间内对各种会计师、律师事务所实行专制脱钩的方式一样，促使原有国家投入的风险资本发挥更大的示范与推动作用，在实现机制转变中、在行业管理中造就更多的创业风险投资管理专才。

　　本报记者 戎明迈 实习生 沈琦 深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