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对话情境"嬗变

　　社评

　　4月2日，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再次访华，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就如何推进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进程深入交换意见。中美双方已经商定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将于今年6月在美国举行。

　　时过境迁，中美两国各自所面临的经济环境跟过去相比有了很大变化。中国国内通胀风险加大，人民币加速升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让政策当局颇为头疼，而美国则因为次贷危机陷入经济衰退，其金融监管体系也迎来新一轮变革，各党派固然在竞选策略的表达中在对华政策上存在分歧，但在政治现实主义的指导下都认为保持沟通是必要的。

　　虽然以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兰格为代表的部分民主党议员，要求白宫通过IMF、WTO等多边管道，解决人民币汇率低估的问题。但美国人看上去没有像过去那样热衷。现在，美国人最关心的焦点问题是针对防治次贷危机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方案，这其实淡化对人民币升值的过度"索求"。

　　中美逆差的缩小降低了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渴望。美国受次贷危机影响，国内衰退迹象明显，消费放缓直接影响到中国对美出口。海关总署3月1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08年2月，中国贸易顺差为85.55亿美元，不到1月份(194.9亿美元)的一半。这已是连续第四个月下降。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也继续在汇改以来的最高位运行。中国对美顺差下降，一部分是中国的人民币升值抬高了中国的出口价格，另一方面，美国消费放缓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中国方面，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过大，给国内造成的负面影响明显，而在缓解输入型通胀上效力偏弱，故在汇率博弈上中国应该向美国提出维护币值稳定的要求，敦促美国不再下调利率，制止美元继续贬值，以降低中国的升值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币汇率问题应该隐去，美元问题应该显现。

　　美国的次贷危机愈来愈明显地对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造成严重冲击，如果危机深化到迫使西方金融机构、企业大量抽回海外资金救济总部，中国市场将遭遇严重冲击。于是中美之间讨论"资本跨国转移"话题也非常重要，因为在<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联合情况说明>中，双方已经声明:"双方欢迎美国和国际社会对近来美国次级债市场和其他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引发的挑战进行评估。双方同意继续就具有系统性重要性的经济和金融动态及时进行沟通和信息共享"。

　　汇率博弈之外，次贷危机暴露了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诸多滞后以及部分监管架构的重叠和效率低下，美国当下探讨和进行中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对于中国"时机还未成熟"的金融大部制改革有很大借鉴意义。

　　从金融发展的阶段上看。中国目前在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育上还很不成熟，无疑美国的金融体系的演化路径尤其是其所遭遇的各类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在金融体系的制度设计上提供了丰富的教材。美联储对次贷危机的处理路径是在救济中扩大了美联储的权力(出于危机规避的需要会对各类金融企业施加更为严格的监管)，这将奠定美联储"超级警察"地位的基础。也许，美联储扩权和其他监管机构的整合可以为中国未来的危机处理和金融大部制改革提供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