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兴起将改变制度变迁模式

　　本报评论员 吴铭

　　在今年这个开局之年的两会上，公开的政策辩论不断涌现，勇于发表自己意见的代表越来越多，不仅代表对政府部门的"放炮"有所增加，政府部门也多有及时辩护和回应，而且代表委员之间的辩论也在媒体的密集关注之下有来有往。其中，全国政协委员张茵的提案称"高收入阶层税负太高"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铁饭碗"，引来其他委员反驳;身兼"中国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设计首席专家的政协委员葛剑雄为此项目的辩护，亦遭遇了百余名政协委员对重新论证此项目的联名呼吁。

　　这种辩论对于更好地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和法律的益处显而易见。这类政策辩论浮出水面，呈现了中国参与性民主传统在市场化改革时代的拓进。1990年代初期市场化改革全面展开以来，中国的社会辩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最初是1990年代中后期知识界展开了有关发展道路的争论。然后是2003年以来，社会公众就住房、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的改革展开了激烈辩论。现在政策辩论开始在各级民意机构展开。

　　近二十年来社会辩论的演进，可以看作市场改革在社会政治层面必然引发的变化，而国家决策系统对辩论的吸纳，则是国家权力和公民社会之间良好互动的见证。以前，社会公众多有求变之心，对制度变化一般都有较强的认同感，可以不争论或者少争论而埋头做事。决策基础往往是专家权威意见以及有影响力的观念。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分化越来越大，不同的声音越来越频繁地释放出来。即使一个政策或法规出台之前已经经过多层次的意见调查和讨论(如新的<劳动合同法>)，但出台之后还是会引起大量辩论。

　　这个时候，政策制定已经很难像专家解题那样简单，它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协调各种利益诉求，回应各种已有的争论。只有这样，才能尽量凝聚社会共识。这意味着，每次重大而慎重的决策，都有可能变化为权衡各个社会阶层意见的政治决断。这也意味着，执政者每次重大的决策，都会是对工农作为多数群体和执政基础的政治状况的重温。目前舆论更多地关注新社会阶层在民意机构中的大胆发声，而另一值得注意而且必然会发生的变化则是，基层工农的代表和代言者将会不断地增加。对于新兴社会阶层而言，其意见不可避免地要不断与其他阶层对话和纠缠。对于执政者而言，如何在国家权力层面上巩固和增强凝聚不同阶层的统合力，也是一个事关民族复兴的大问题。

　　国家决策机构中辩论的兴起，将深刻影响中国的政治生活和制度变迁的模式。从现在起，无论是观察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还是观察未来的各种制度变迁，都非常有必要拓展视野，不仅关注一种流行的专家意见，而要首先观察在某一问题上究竟有哪些不同意见，并且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中来考量这些不同意见的影响。这将是改革时代的重大进步，也是国家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