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花头

　　追逐了近十年军装、军帽、军用挎包和灯芯绒面的北京鞋之后，弄堂里的小阿飞开始易装了：高领衬衫（而且是花衬衫）、喇叭裤、飞机头和太阳镜（很快它就被贬称为蛤蟆镜）；最扎台型的，则是一架便携式收录机，谓之“四喇叭”。

　　三个、五个奇装异服男女，围着因为太炫耀而愈加锃亮的四喇叭，在街头逛、在水边遊、在公园的绿树荫里跳扭屁股舞……这种时髦，似乎活了大半辈子也依然是他们不懈的时髦——步入中年晚境的他们，如今照样把便携式收录机摆在地上，清晨跳扇子舞，黄昏跳交谊舞……他们的玩法，跟以军装、军帽为时髦的那代人如今在重阳节晚会上大唱样板戏实出一辙。

　　那时却批判和全盘否定着样板戏。可九吋头的电视机里，恢复放映的京剧电影《节正国》更“戆头戆脑”。伸缩天线转来转去，还是免不了亮相造型在黑白荧屏上全都歪扭着。即使这样，弄堂口那台里委会的电视机前面，每晚也总是有三五十个老少围着看。相对于“四喇叭”，当时“九吋头”似乎更大众，一下子人们就离不开它了。

　　“立体声”这个词伴随“四喇叭”来到了唇齿间。它要比“四喇叭”更加时髦，也要比“四喇叭”放送的立体声更加时髦。这个词训练听惯了拉线广播的耳朵，从喧哗里重新分辨世界。就因为听说了“立体声”之类的时髦概念吧，有人对“九吋头”单调的黑白世界也不满意起来。为啥就不能有视觉的“立体声”？

　　于是，有一天，弄堂里来了叫卖能够把电视机弄成彩色的骑自行车的人。我记得，骑车的那个人酱紫脸庞，戴过时的旧军帽，穿褪色的中山装，裤管上夹着木头晾衣夹。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自行车车把上，挂了一架时髦的“四喇叭”，他的叫卖声被这架“四喇叭”持续“立体”着。他挂在自行车车把另一头，印有“上海”字样和国际饭店图案的人造革挎包里，是一卷卷塑料纸，当初叫“玻璃纸”。就是这“玻璃纸”，要让“九吋头”看起来“立体声”。

　　透明的五颜六色，条状分布于裁剪成9英寸大小的一卷卷“玻璃纸”。黑白荧屏只需遮上这种异想天开的“玻璃纸”，电视图像就彩色起来了。只不过，譬如，“玻璃纸”覆盖下的节正国或打入敌营十八年的“共军卧底”，裤腿是紫色和蓝色的，褂子或健壮的赤膊是黄色和绿色的，并且会有橙色和红色的脑袋……

　　然而，毕竟变黑白“九吋头”为彩色电视机的这种自欺欺人是又一个新花头。只要是新花头，小年轻们马上就接受它、追捧它，“玻璃纸”立即在弄堂里风行，成了当天小小的时髦。它是否也训练眼睛去重新看待和分辨这世界？

　　正是在酱紫脸庞清空了他的人造革挎包，关掉“四喇叭”骑车离去，“玻璃纸”弄得弄堂里台台“九吋头”五颜六色的那一天，人们被告知，一个新年代正式到来了。央视播音员说出“八十年代第一春”的那张嘴变成了绿色。坐在板凳上看着那张“绿嘴”，我就觉得，她那个说法可真够时髦的。

　　（诗人、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