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事件：深圳转型的企业背影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安卓、吴程涛、陈纯丽

　　我们可以留意这样一组数据：深圳平均每年有2000人自杀，远远超过了深圳2006年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910人)。18岁以上的深圳居民精神疾病总患病率为21.1%，在全国城市中位列第一。在深圳，有这样一批优秀企业：华为、中兴、万科、招行、腾讯……

　　3月6日，华为深圳员工张立国以跳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该事件距离华为成都员工李栋兵自杀，仅仅不到10天。

　　在此前的8个月中，已经有3名华为员工非正常死亡。

　　顷刻间，无数的责难化成同一个声音砸向了这家近乎伟大的公司：华为的狼性文化是罪魁祸首，华为的员工压力太大了。一场关于企业文化的讨伐，再次将华为推向了风口浪尖。

　　但是，正如张立国不是唯一的事件，华为也不是独立的华为，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一个相应的背景。

　　或许我们可以留意这样的一组数据。在深圳市卫生局2007年4月公布的一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显示：深圳平均每年有2000人自杀，远远超过了深圳2006年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910人)。深圳抑郁症发生率为7%。而全球抑郁症发生率约为3.1%，发达国家接近6%。

　　当我们把华为这个标志性个案放在深圳这个大背景中去观察的时候，就无法仅仅责难华为。华为现象是深圳在产业转型和升级期所面临的一个必然挑战：一个地区进入工业化社会阶段的时候，竞争的加剧也提升了社会对人的要求，无论是从技术层面，还是业绩层面，从而导致激烈的社会冲突和内心冲突。

　　华为链条：脑力流水线

　　2月26日，一张华为成都员工李栋兵自杀的现场照片，突然出现在百度的“华为吧”上。照片中的场景空旷而孤寂，在一排高高耸立的写字楼下，李栋兵仰卧在门口的水泥地上，除了几名警察，没有围观者。

　　这张照片发出后，不少华为员工在网上留言称，“看了感觉很难受。”

　　这似乎是一股存在了很久的难受。

　　早在2007年，任正非便特地给患有抑郁症的员工写了一封信，名字叫做《要快乐的度过充满困难的一生》。

　　在这封信中，任正非坦言：“华为不断地有员工自杀与自残，而且员工中患忧郁症、焦虑症的不断增多，令人十分担心。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员工积极、开放、正派地面对人生？我思考再三，不得其解。”

　　虽然不得其解，任正非还是表示“不主张以组织的方式来实现员工的自我解放，而是倡导员工自觉自愿、自我娱乐，自己承担费用的方式来组织和参与各种活动。”

　　任正非希望，“员工不必为自己的弱点而太多的忧虑，而是要大大地发挥自己的优点，使自己充满自信，以此来解决自己的压抑问题。”但同时他又强调，“组织要把精力集中在发展企业的优点，发展干部、员工的优点上，不要聚焦在后进员工上。”

　　从任正非的信中，有人觉得读到了任正非的关怀和智慧，但也有人觉得，感受到了“优胜劣汰”的残酷。

　　“在华为的大部分研发人员，并不是从事开发设计的工作，更多的人就像是流水线上的工人。”一位深圳华为的员工告诉记者。

　　“华为采取的是军队式的强化管理，实行目标责任制。一个研发人员完成一道程序，下一个研发人员就接着完成下一道工序，以此类推，如果某个研发人员没有完成自己的工序，就要拖延整个进程。在这样的生产环境下，如果因为自己的原因拖延了整个工序，即使到时候领导不责骂你，但整个团队却因你拖累了，自己就会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该员工说。

　　“作为整个环节中的一道工序，只要公司在运转，你是无法休息的。如果某个人停下来，整个工序都断了。”一位华为员工说，所谓的“床垫文化”，很多时候是逼出来的。

　　但也有华为员工认为，公司并没有勉强谁必须通宵加班，如果觉得工作太辛苦，员工也可以申请转岗或者离职。作为一个数万人企业，个别员工出现自杀问题，可能是个人的心理调节原因，也不能证明与华为的工作制度有直接联系。

　　集体郁闷：社会转型期中的深圳之痛

　　当外界集体都将目标聚集向华为的企业文化时，或许我们还可以从张立国的BLOG中，看到另外的一些社会因素。

　　张立国在BLOG中曾这样表示：“含泪离开了我的妻子和七个月大的女儿，心情复杂，生活需要我继续的打拼，需要我开创自己的事业，需要我每个月都要挣钱养家，不得已，又回到了深圳。”“不管受到什么样的苦处，我都要忍耐下来，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件事，去挣每一份辛苦的钱。”

　　遗憾的是，张立国没有“忍耐下来”。据深圳警方称，张立国自杀前曾出现精神错乱。

　　对于张立国是否患有精神病，目前还没有定论。可以确定的是，张立国觉得自己很累。因为在张立国的BLOG上有一篇名为《累，心很累》的文章，里面只有一句话：“当没有关怀和理解的时候，我还能走多远？”

　　在一些心理学家看来，张立国的遭遇与深圳特殊的移民型城市结构有一定的心理学联系。有关数据显示，深圳是全国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倒挂最严重的城市。截至2006年末，深圳常住人口为846.43万，其中非户籍人口数量达649.6万，占常住人口的76.7%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深圳正在面临的“企业出走”现象。这种出走也是企业面临转型的一种选择。2006年10月，深圳市贸工局曾就企业外迁形成一份详细报告，并提出企业外迁“总体情况尚不太严重”。但到2007年7月，最新的一份调研报告则认为，外迁趋势不断扩大，应该引起“高度关注”。更令深圳方面不愿看到也没有预见的一个结果是，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和传统优势产业也纷纷加入这场外迁大潮。这些企业中，一些还是行业的佼佼者甚至领头羊。

　　中国社会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虞积生指出：当前，我们的农、工、商等各个行业都在实现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发展中的问题，例如地区发展不均匀，两极分化加剧，下岗、住房、医疗、教育费用压力大等等。由于这些因素都会对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产生一定的冲击，导致心理失衡，如果超过了人的自我调节能力，心理疾病就会随之产生。

　　“招聘300人，收到4000多份简历，里面清一色的北大、清华、科大毕业生，每一个人的竞争压力都很大。特别是现在面对的是全世界精英的竞争，北大、清华这类的中国精英，与西门子、爱立信拥有的国外高才生比较，可能就不是精英了。于是，华为就只能靠更加便宜的价格和更加短暂的工程周期来竞争市场。最后再加上高昂的供房压力、老人的医疗和小孩的教育费用，基本上，一失业就破产。这样的现状，让你休息你都不敢休息，难免有人会疯掉。”一位华为员工对记者说。

　　“社会压力是会层层下压的，当一个社会系统出现问题时，最先受到冲击的往往是社会最薄弱的部分。体现在精神与心理疾病上，它们往往就会下压到心理承受力最差、社会最底层或者年龄尚小的社会人群。而问题的关键恰恰是，当这些人群出现心理疾病的时候，他们又是最难在社会上获得心理救助的。所以说，在精神、心理疾病问题的背后，还存在着社会的原因。”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主任朱建军说道。

　　心病无“医”：企业与社会亟须“心灵维护”

　　“深圳作为新移民城市，工作节奏快，竞争压力大，而新移民刚到深圳时，又缺少必要的社会系统心理支持，许多市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却很难找到亲人和真心朋友来倾诉，从而会积累许多抑郁情绪，就会感到压力和焦虑。”一位深圳心理医生向记者分析。

　　在这种情况下，目前许多深圳的著名公司急忙展开了“心灵维护”工程。

　　万科员工关系专员肖波告诉记者：为营造一个健康的工作氛围，万科每年都会搞拉灯赛。所有员工在周三傍晚6点的时候准时下班，鼓励员工放下手头的工作，多多运动，尽情休息。

　　在中兴通讯，为了给怀孕女员工带来更多温暖，公司特别开辟了孕妇餐厅，并且专门为孕妇设计菜谱。在金蝶软件，公司为每位员工增加了每月70元的活动费，目的是鼓励员工外出活动，比如看看电影。

　　包括最受媒体关注的华为，也已经聘请了一些在技术上德高望重的人作为企业员工的精神导师。

　　但是，这么做的效果似乎仍然不够明显。在记者的随机调查中，招商、平安、金蝶、腾讯等许多深圳企业总部的高级职工还是表示自己的工作压力很大，生活“非常郁闷”甚至是“极度郁闷”。

　　显然，虽然企业正在转变观念，但是脱离社会力量的“心灵维护”，目前仍然力度不足。在一些心理学家看来，政府与社会，还需要肩负起更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