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公民的精神之殇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安卓、吴程涛、江海波

　　对话

　　统计数据显示：在深圳这个中国改革开发最前沿的城市里，自杀的人数已是交通意外死亡人数的2倍有余。“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这句曾被奉为圭臬的口号，似乎早已隐约寓言了对于生命的漠视。

　　本期，我们特别请来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与思考。

　　我们已步入“精神疾病时代”

　　《中国经营报》：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典型城市之一，在“深圳速度”下，人们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为何在这样的一个富足的城市，却成为中国自杀率最高的城市？这其中折射出怎样的精神问题与社会问题？

　　夏业良：当一个地区进入工业化社会阶段的时候，随着竞争的加剧，社会对人的要求，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业绩层面，都有所强化，从而导致激烈的社会冲突和人的心内冲突。其实，在日本、新加坡、我国台湾地区，也有过自杀率相对高的时期，这可以说是工业化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以深圳目前的现象来推测，或已进入了相似的轨道，但此时，不论企业还是政府，都还没有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

　　陈振楼：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变革，各种社会矛盾增多，竞争压力加大，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化明显，工作生活节奏加快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造成了人们心理上及精神上的压抑与疾病。可以说，我们已经从“传染病时代”、“躯体疾病时代”步入到“精神疾病时代”，面临着精神疾病的严峻挑战。

　　朱建军：我们还需注意到文化的因素。从历史上看，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但在“文革”期间，这些文化都遭受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水平大幅提高，但是人们精神层次上的需求却没有及时地得到满足。比如在一些西方国家，有些商人会把赚钱当成是一种上帝带来的恩赐，并以此证明自己是上帝的宠儿。这样的观念姑且不论它是否正确，起码也是一种脱离于物质之外的精神上的东西。但目前在深圳，一些人的生存状态却是：赚了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而人如果丧失了理想，心灵就很容易空虚。

　　提防“负诱导”下的群体性恐慌

　　《中国经营报》：不仅仅是深圳，就全国来看，公民自杀率也呈现出上升的态势。早在2005年，中国就已经列为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总的自杀率为10万分之23，而国际平均自杀率仅为10万分之10，中国是国际的2.3倍。通过数据的比较，中国高自杀率背后更为深远的原因在哪里？

　　沙莲香：单纯的数据只是平面的，我们要着重去研究平面背后的东西，其实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社会因素。我们与西方国家不一样，西方国家心理知识充足，人们对自己的心理状况有清晰的了解。但在中国，我们还不是很擅长去了解自己的心理状态。目前，我们尤其要提防的是，心理疾病在社会传播上可能带来的“负诱导”效应。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个体，看到媒体或者书籍上的心理疾病案例，就给自己对号入座，怎么比较都感觉自己有病，没病也能吓出病来。这种“负诱导”效应甚至还可能会造成群体性恐慌，因为心理疾病也是可以传播和传染的。

　　关注员工的内心，提倡心理咨询

　　《中国经营报》：既然在这个大转型时代，人们已经出现了某种心理危机。那么，寻求解决之道才是根本，对此，各位专家有何建议？

　　夏业良：我们一直强调以人为本，即不是把人当成物化的工具，企业对员工的态度也应如此，要更加关注员工的内心世界。作为个体，我们要清楚自己到底追求的是什么？是幸福感还是物质生活？如果长期寻找不到内心真正需要的目标，最后就有可能走向死亡。所以，一个人所追求的和他所实现的，如果是协调一致的，那么他的满足度和幸福感就会提高，个人价值也会得到弘扬和体现，这是一种更加强调个性化的生存方式，只有强调个人的价值和幸福感，才不会迷失自我。

　　朱建军：尽快建立起社会支持体系，完善心理咨询、诊治、危机干预等方面的服务机制，也是相当必要的。在西方一些国家，政府对一些公益性的心理咨询机构是有一定补贴的，从而可以降低社会弱势人群的心理治疗成本。还有一些国家，他们的国民在人生中的头8次心理咨询，都是由保险公司来支付费用的。这些做法都值得我们参考。

　　陈振楼：我国至今尚未有一部《精神卫生法》，这样的法律应当尽快出台。从1985年起，我们就开始着手起草《精神卫生法》，但20多年过去了，至今仍停留在草议阶段，并未进入实质性的立法程序。此外，就地方法规而言，目前也只有上海、北京、宁波和杭州等少数地区制定了《精神卫生条例》，其他地方在这方面的举动就更滞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