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巨头治理宏观调控棘手问题

　　当我国经济连续5年达到或超过10％，以一年一个“涨停板”的速度发展的时候，“内灾”、“外冷”同时来袭是否会让通胀难抑？在两会语境下，当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央行的“三巨头”坐在一起纵论上述问题的时候，吸引众人的注意就成了必然。当企业有着极强烈的涨价冲动，而消费者对未来的通胀预期也在上升之时，物价存在由结构性上涨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危险。众多关心中国经济走势的人们在搜寻着治疗通胀的良方。棘手问题3月6日，国家发改委员主任马凯、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周小川一同亮相记者招待会。提早近40分钟，新闻发布厅已经座无虚席。“长枪短炮”早已架好。没有繁文缛节，马凯、谢旭人、周小川一落座，就在一片闪光灯中开始回答记者的问题。记者们也“来者不善”，将一个个尖锐问题抛向“三巨头”。马凯的“难度增加”、谢旭人的“认真研究”、周小川的“调整艺术”成了他们回答各自问题的关键词。关键词背后，却隐现中国经济发展的棘手问题。近几年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等“三过”问题似乎“调而不控”，让人们对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宏观调控不力或者失效，这有点偏颇。”马凯提出，有些问题是历史积累下来的，又和深层次矛盾没有解决有关。他认为，现在国内遇到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流动性过剩，是世界性、全球性的问题，势必对中国有影响，这也给宏观调控增加了难度。马凯表示，我国进入了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投资增长快一些有它的合理性和客观必然性，但是合理的投资和不合理的投资搅合在一块，调控就比较难。马凯的回答道出中国经济“成长的烦恼”，如“钱多人也愁”。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巨大磁石吸引着全球的资本，可用于投资的钱越来越多，流动性过剩发生了，而从流动性过剩到通货膨胀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另外，全球化与中国大量剩余劳动力结合带来的强劲出口增长，导致了我国贸易顺差年年攀新高。由于央行对冲外汇储备，将巨大的人民币流动性不断注入了市场。贸易顺差过大带来的过剩流动性，在市场上造成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财政部3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暴增，全年完成2005亿元，是上年的10．2倍；增收1826亿元，是上年的11倍。2007年5月，证券交易印花税由千分之一上调至千分之三。此后该税种收入大幅增长，全年收入甚至超过了当年内地上市公司分红总额。而近一段时间里，股市数度“惨绿”，这让调整印花税等资本市场税收制度的呼声四起，而股民通过网络呼吁尤甚。“我们从网上也注意到，将会认真地加以研究。”谢旭人对此首度回应。他说，资本市场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财政部对此非常重视。我们将配合有关方面，认真分析和把握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规律、阶段性特征和内外部环境，研究和实施好相关的政策，继续支持强化市场基础建设，优化市场结构，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大监管和执法的力度，维护市场平稳运行，促进股市稳定健康发展。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一份名为《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税收政策》的提案，矛头直指现行印花税政策。在一项调查中，六成的政协委员建议降低印花税。“什么时间、什么幅度去调整也是很有艺术的，也必须考虑和衡量利率变化对于消费内需的影响。”针对利率上调空间的提问，周小川的“艺术论”引起现场一阵笑声。他认为，中国利率的上调空间目前仍然存在，但利率这个经济杠杆的使用必须考虑其利弊。联手治理3月5日，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经济增长率、物价涨幅、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国际收支这四大宏观调控预期目标。虽然只是导向性的，但体现了稳中求进，好字优先，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思想。在过去5年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呈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运行态势，但目前隐忧已显：在ＧＤＰ高速上涨的同时，同样跑得快的是ＣＰＩ，防止全面通货膨胀成为本届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目前的价格上涨，仍然属于主要是由农产品价格上升引起的价格结构性上涨，它与全面的、持续的、轮番的价格上涨引起的明显通货膨胀还是有所区别的。”马凯说，“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压力是越来越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为价格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有决心、有条件、有措施”，马凯将能否实现今年4．8％左右的价格预期概括为“三有”，将“有措施”概括为“一个根本途径、三个关键环节。”一个根本途径就是要一手抓增加有效供给，采取综合的扶持政策，特别是农产品、生活必需品的有效供给；一手抓抑制不合理的需求，主要是投资过快增长、货币投放过多，继续实行从紧货币政策以及抑制一些不合理的“两高一资”产品出口，促进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这是抑制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的根本途径。三个关键环节包括一头要抓农副产品的生产和市场供应，另一头要抓对低收入群体的适当补贴，中间抓市场监管。谢旭人表示，今年宏观调控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即着力于结构调整和协调发展，并加强与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把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和促平衡有机结合起来。谢旭人也提出了一揽子财政政策：一是适当减少财政赤字和国债资金规模；二是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三是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四是发挥财税政策稳定物价的作用。“但调整过程中也不能压得太狠，不能把投资热情全部压掉了。”在周小川看来，中国ＧＤＰ中储蓄率比较高，相当一段时间内经济都存在着流动性偏多、投资热情偏高的问题，所以要不断实施宏观调控。他认为，货币政策需要在措施、时机和力度上进行考虑，同时还要和其他宏观调控政策进行配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一些代表认为，经济结构和体制环境的不匹配，是中国诸如顺差大、储蓄率高、人民币升值等原本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条件变成棘手问题，而这些“烦恼”的消除，需要宏观调控诸多部门的联合治理。周小川的话也许说出了三巨头和大家的共同心声：“在全球化深化的局面下，有很多影响是超出我们以往的经验和以往的分析套路的，所以我们需要给予密切关注。”[][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