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政府“亏本”招揽科技企业

　　鄂州市梁子湖区派区领导带队赴温州取经 亲眼见证当地经济发展之道

　　“下周我们第三批去温州挂职招商的小分队就要出发了，而这个月，温州的一个大型服装厂也要在梁子镇上开张，我们梁子湖的发展就要从走出去、引进来开始。”3月8日，鄂州市梁子湖区副区长徐美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解放思想要从招商这个突破口开始。

　　从2006年开始，梁子湖区就派出由区领导带队的挂职招商分队赴温州取经。徐美生作为第二批挂职领导，他亲眼见证了温州经济是如何在创新中求发展的。

　　从高速公路看浙江发展之道

　　“天下之事，闻者不如见者知之为详，见者不如居者知之为尽。”从温州挂职招商回来后，徐美生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段话。对他来说，开车去浙江成为挂职经历的一个良好开端。

　　去年10月，徐美生带着挂职干部从梁子湖出发，经江西、安徽到浙江。“从湖北到安徽，感觉一路上景观没啥不同，高速上的车也不多。车到浙江境内，发现路变宽变直，车辆明显多了起来，尤其是大型货车多了。”徐美生说，走浙江的高速公路要经过很多山洞，“我数了一下有88个洞，最长的洞有7公里。他们为了物流和交通的畅通，钻山开路，在道路等基础设施上的投入是巨大的。”徐美生谈到江上的高架桥，温州人自己建的飞机场和温州老板出钱修的火车站，表示十分佩服。

　　政府为科技企业买单

　　徐美生去温州之前，对这个城市的最大感受是“中小企业起步阶段产品几乎没有技术含量，但由于量大面广，所以市场份额才大得惊人。”

　　“当地有关部门开了一页不太正规的清单：每小时温州生产皮鞋可以多达12万双，每天温州有100万副太阳镜销往国际市场，每年有1亿只打火机走下装配线。”徐美生说，他初到温州就有人给他打趣：温州打火机行业打个喷嚏，全球打火机市场都要感冒。“可是直到接触了他们的政府官员，才知道他们是如何注重高科技企业发展的。”

　　徐美生回忆，一名温州籍大学毕业生在日本打工5年，回国后在深圳创立一家生产高端电子产品的企业。温州市领导得知后，想方设法将他请回家乡，将市中心的写字楼仅以每平方米3000元的价格卖给他。为此，政府需要每平方米再补贴6000元。“虽然2006年全年这家公司的销售只有3亿元，但市领导却和这名企业家紧密联系，因为他们想从对草根经济的关注上回归到高科技领域。”

　　企业家主动集约用地

　　在温州挂职期间，最让徐美生诧异的是他们的民营企业党建工作。“这些企业老总们每周都会抽一个下午学习国家政策和法律，十七大召开期间，中层干部都要收看电视实况，开会讨论并向员工传达十七大精神。”徐美生认为，他们紧跟国家政策的觉悟，是这些老板们成功的基础。

　　“一家温州企业建工业园，政府拿出170亩土地，在上面要建23万平方米的厂房。温州市的领导本来准备投入更多的地，但是该企业的老板却拒绝接受，他认为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不能随便浪费了。”徐美生告诉记者，这样的觉悟让鄂州市市长范锐平都很钦佩。“范市长会经常对管规划和招商的领导说，你们老是找我要地建厂房，怎么不学学人家温州，如何集约用地的。”如今，这名温州老板已被聘请为梁子湖区经济发展顾问。

　　因为主管土地规划工作，徐美生对温州的土地调整政策很感兴趣。“温州的基本农田都在山顶上，当初他们很有眼光，留下了很多发展用地。在温州，只要是两山之间有平地的地方，基本都建起了厂房。而在我们这里，要引进企业却发现一亩地都没有。”徐美生不无遗憾地说。

　　

　　■他们眼中的温州

　　“温州商人重团结，有胆量”

　　“一家公司在短短七八年间，由一个小建筑公司变成了一家特大建筑公司，契机就是团结起来做生意。”张志江告诉记者，温州人很团结、有胆量。张志江原为梁子湖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到温州后挂职在某建设集团。

　　“杭州的地皮很贵，一个温州老板买不起，就找来四个老板合伙搞开发。建设集团就是由最初的八亿元跟别人合伙投资地皮起家，楼盘开盘后8 亿元就变成了25 亿元，一夜暴富。”在这些挂职干部眼里，温州人的团队精神很强。“ 好朋友之间是不借生活费的，要么就借钱做生意。你不会做就跟着朋友做，不会销售就跟着朋友销售，一帮一，老板们就这么出来了。”

　　除了商人间的团结，政府也帮着给他们拉生意。“温州迪拜商会在阿联酋的迪拜建有中国商城，里面的一间间店铺都是温州人在经营，卖的都是温州货。温州市政府在招商时就提出温州人要走出去，提供各种便利，2007 年温州人又在伊朗做起了中国商城。”张志江说。

　　在这次的温州之行中，梁子湖区太和镇党委副书记胡文生挂职在金州集团。“10 年前不过是个负债累累的小食品厂，现在这家曾经濒临倒闭的小厂已经发展为一家年产值超过30 亿元的多层次跨领域集团，连续两年进入中国民营企业500 强。”胡文生说。

　　胡文生告诉记者，2001 年温州市瓯海区对食品公司进行改制，而公司负责人并没让员工下岗买断，而是鼓励他们把买断的钱投入股，成为公司股东。然后在四年中兼并了包括食品、五金、贸易在内的八家公司。“2007 年他们的出口额是3 亿美金，而鄂州市的出口仅为1 亿美金。

　　■对话

　　淡化“官”念，支持人人创业

　　——访鄂州市梁子湖区副区长徐美生

　　长江商报：在温州带队招商的这段时间，对于温州的发展模式你有哪些感触？

　　徐美生：在那里的半年，我了解到他们的发展之路。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很穷，被迫远走他乡卖针头线脑，当时被叫做“可怜的温州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温州假冒产品泛滥，被称作“可恨的温州人”，90年代温州盛行贴牌生产，全国都有温州产品，大家说“可怕的温州人”；如今的温州正在创品牌走向国际市场，行业打国际反倾销官司，被称为“可敬的温州人”。

　　长江商报：这个发展历程，带给你什么启示？

　　徐美生：温州人走的是先发展后规范的路子，而我们往往被政策、规定的条条框框束缚，不善于从发展的长远角度想问题——企业尚未上马，职能部门就要求规范齐全，致使很多项目中途夭折。这也是我们民营经济活力不足、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原因。现在我们最缺乏的就是企业家、大项目、大资本，而吃皇粮的太多、做太平官的人太多。首先要破除官本位和狭隘的部门利益思想，要引导广大干部淡化“官念”，努力营造人人创业、人人支持创业的氛围。

　　要坚决摒弃“项目等上级安排、干事等文件出台、解决问题靠领导指示”的计划经济思维定势，放手放胆发展民营经济，把招商引资作为加快经济发展的根本措施，湖北的发展应该“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

　　长江商报：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做哪些突破？

　　徐美生：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投资环境。市场经济是没有围墙的经济，资本在哪里生根，要素就会在哪里聚集。能不能形成投资洼地，决定因素是看这个地方的政府能不能提供有利于降低成本的发展环境和适宜的公共政策、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首先，评判一把手的政绩不应该是看他有没有管好，而是看他有没有服务好；二是从权利本位到责任本位的转变。把权力与责任紧紧捆绑，为政就得替一方发展负责、替一方民生负责、替一方资源负责；三是从权治向法治转变，依法行政，提高办事效率，推行服务承诺制和首问负责制。

　　长江商报：落实到梁子湖区的发展上，学习温州经验可以从哪里来着手呢？

　　徐美生：从温州来看，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园区为载体的块状经济作为支撑。我们也要创造一批特色园区，制定符合梁子湖实际的土地征用政策、税费政策和产业政策，引导项目向园区集中，形成规模效应和聚合效应。加快非金属、农副产品加工和梁子岛生态旅游三大园区建设。我们要提高招商引资水平，推行“大员上阵、全员参与、集中受理、统一分办、限时办结”的工作服务机制，让业主少跑路、快办事、办成事。

　　

　　■访谈

　　“在发展的大事上我们要改变性格”

　　——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系主任龚天平

　　长江商报：从温州人的发家史来看，您有哪些感受？

　　龚天平：温州是一个善于分工也乐于使用合力的城市，是一个喜欢以小见大更会以小搏大的城市，是一个无中生有且聚集财富的城市。温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及背后蕴藏的深刻内涵对内地省份都有很大启示。

　　温州人的价值取向十分明确，即便受苦受气睡地板都不放弃当老板的追求，有钱的当老板，没钱的借钱也要当老板。在他们看来创业是一种享受，在创造财富中实现人生的价值，获得心灵的愉悦。内地人休闲文化积淀深厚，热衷坐茶楼上餐馆、打扑克搓麻将，进取心不强。这是内地人价值观错位的真实写照。

　　长江商报：为什么温州经济在短短十几年内呈裂变式增长，而我们则发展得相对缓慢？

　　龚天平：根源是文化背景的区别。从历史上来看，温州有独具特色的儒商文化。在宋代就出现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温州永嘉学派，创导“义利并重”、“工商皆本”，视野开阔、具有冒险的精神。而荆楚文化的内质中沉淀着深厚中原农业文明产物，小农经济的中庸之道和封闭、保守意识根深蒂固，求稳怕乱、不偏不倚。都说性格决定命运，但在发展的大事上湖北人要改变性格去创造命运。

　　长江商报：文化思想的差异主要有哪些方面的表现？

　　龚天平：其实也就是温州人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和内地人固步自封保守观念的差异。温州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是从家庭作坊发展而来。很多著名老板曾经都是普通的农民和个体户，他们在市场经济“狼场”中敢闯敢试，成就了现在的事业。但是内地人对“小打小闹”的生意不屑一顾，好高骛远。处于“大的做不了，小的不愿做”的浮躁中。

　　另一方面受计划经济影响很深，凡事“靠上头、看红头、听口头、等点头”，不知道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创造性开展工作，不能主动地解放思想、解放企业、解放生产力，把政策变成了制约发展的紧箍咒。这种自甘平庸的精神状态造就了一批庸人懒汉，阻碍经济社会发展。

　　长江商报：别人都说温州人很团结，您觉得这也是他们相比内地的一个优势吗？

　　龚天平：我认为沿海和内地价值取向的对立，是强烈的双赢意识和狭隘个人主义的差异。温州人彻底摒弃了非赢即输的传统竞争意识。温州的制鞋、服装、工业电器、汽摩配、打火机等区域规模经济之所以在国际分工中赢得竞争优势，就是靠协作竞争和结盟取胜的结果。

　　我们内地人的利己主义很深，凡事讲究为我所用，在企业经营上追求资源独享，市场独占，利益独吞，拒绝合作与配套，在竞争的问题上陷入同行是冤家的死胡同。这是我们难以形成产业集群，难以融入武汉城市圈的原因所在。比如说，温州人提出要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只要有利于发展，不管领导讲了没有、文件写了没有、政策规定了没有，都大胆去干，在处理敏感问题上不是一棍子打死，把前路堵死。

　　部分企业为啥不招武汉人？

　　枫·飘绪：心逝无痕（网名）在报纸上说，武汉的企业招人不要武汉人，这确实是一个怪现象，也是一个真现实。

　　兔子：我是福建的，在武汉两年了，一直做建材生意，我今年也没招武汉人。

　　枫·飘绪：为啥不招武汉人，武汉人懒吗？

　　兔子:不少武汉人答应办事的时候不考虑结果，不管能不能办先告诉你可以。再一个就是，武汉好多人是天上知一半地上的他全知。我总结一哈，武汉人办事有三个步骤：一是“冇得问题”；二是“莫慌撒”；三是“冇得办法”。

　　小竹：你走进了思想的误区，你总是指责武汉人。武汉人是一个既紧密又零散的群体。

　　兔子：我在给武汉人提建议，所以你听起来不顺耳。我觉得湖北人解放思想，可以学学温州人，像他们那样敢于承认错误，不时地反省自己。

　　小竹：解放思想是个很模糊的概念。温州人、武汉人的思维，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

　　枫·飘绪：如何解放思想，还是要先解放人。

　　■读者来信

　　解放思想切莫纸上谈兵

　　徐剑桥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

　　在国家积极推动中部崛起的大背景下，湖北能否成为领头羊，关键也在于思想解放的力度和深度

　　这已不是第一次听闻舆论如此急切地呼吁湖北解放思想。多年以来，在湖北的土地上，要求打破体制禁锢、破解思想樊篱的诉求一直就没有停息过。然而，每一次急切的呼吁过后，我们都会同时感到解放思想、破旧立新之难——如今小富即安、封闭保守、自足排外等怪现状依然普遍存在便是证明。

　　不可否认，30年来，湖北发展迅速，特别是近些年来，湖北在中部崛起的大潮中勇立潮头，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随着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试验区的推进和一些重大项目的落户，湖北未来的前景可期。但是，对比发达省份，我们的步子还是稍显窄小，思想解放的现实障碍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上还大量存在，社会上下、官方民间思想解放的诉求也不如广东等发达省份强烈。

　　关心湖北发展的热切之士不免陷入一种“心理困境”：湖北呼吁解放思想该如何从根本上刷新现状？湖北解放思想运动如何才能不陷入“雷声大，雨点小”的窠臼？

　　按照常理，某一地域的思想氛围如何首当系于政府，政府意志和作为又有两种途径：一是主政官员个人的强力推行，如仇和在昆明的“铁腕式”施政风格；二是该地社会、经济、文化及思想领域内良好的制度建设。而沿海发达地区的经验与成就，恰反衬出湖北在这方面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值得反思的是：在湖北，解放思想还缺乏足够深厚的民间土壤。在“汉正街式”习性的长期浸淫下，湖北民间社会少有廓清思想、勇于求变的气魄与涵养。

　　这样的问题很多，足以引人深思，而要破解解放思想的桎梏，走出现实困境，仍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激发思想的活力、经济的活力和文化的活力。在国家积极推动中部崛起的大背景下，湖北能否成为领头羊，关键也在于思想解放的力度和深度。

　　因此，如何引导更深更广阔范围的政府观念革新、社会思想动员乃至民众的积极参与，并落实于实践与工作细节，是湖北本轮思想解放最要紧的。只有这样，本轮思想解放才不会变成纸上谈兵，才能带来思想桎梏的根本性突破、现实局面的根本性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