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街工资协商的样本作用有多大

　　毛颖颖

　　自打中国编剧们发出维权呐喊，专家、学者、媒体再到编剧自己就在一路唱衰，说得最多的就是维权行动只是一种表态，真正拿到合理收入很难。

　　与编剧们的“不抱希望”相反，昨日媒体曝了这么条喜讯出来：“京城工资协商试点单位平均工资年增10%”，是说金融街部分单位工资取得了年均10%的增长，得益于街道工会推出的工资集体协商。

　　同样是打收入保卫战，结果为什么相反？

　　按中国编剧的说法，美国编剧罢工要的是稿酬之外其他收益分账，而中国编剧还在为署名权、薪酬待遇等最基本的权益伸冤，“我们要的是吃饱，人家要的是吃好”，那么，“工资集体协商”的试点单位要的是什么？报道为我们提供的是某酒楼服务员的收入案例，“2005年包吃包住月薪600元，2007年750元，今年涨到了900元”，如此涨幅当然明显，但就工资绝对值而言，还真就是“吃饱”的概念，且这个“吃饱”和编剧们说的“吃饱”差距甚远，与其说是工资集体协商，倒不如说是最低工资谈判，尚属于谈判的最初级阶段。

　　在工资集体协商中有一个口号，“没有第三方，工资协商难”，说的就是由企业工会、区域工会、行业工会等组织，甚至还要聘请专业律师或第三方与企业去“谈”。编剧维权之所以不被看好，不是因为闹事的秀才，而是因为没有行业工会、没有行业标准，秀才们抱不成团、更不会有谁单枪匹马跳出来砸掉自己的饭碗。而工资协商试点单位的协商工作由街道工会承担，最初由居委会人员担任工会助理员，但公益色彩的工作必然带来很多麻烦，比如协商员数量有限、素质一般，还有很多协商员本身就因为微薄的收入离开。博弈是需要成本的，但这个成本由谁来承担？一旦这样的博弈要走出街道、覆盖行业，这第三方如何闯过生存关与独立关？

　　中国编剧之所以心里没底，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有太多的廉价人才，就是区区百余人不肯写，资方手里还有数以千计的后备军团，在人口红利远未耗尽之时，这样的就业危机在各行各业都存在。虽然工资集体协商在部分省市、部分企业取得了胜利，但多集中于提高产业工人、一线职工的收入，由于这部分人群长期收入很低，因此“补涨”的意味明显，虽然协商后大幅提高的工资在一定时间内解决了用工荒的麻烦，甚至形成了就业洼地，吸引了周边劳动力到来，但劳动力供大于求、薪酬由劳动力供需关系决定的现实让再谈判的空间有限。

　　可以说，工资协商试点的成功为编剧维权提供了区域工会、行业工会的样板，而编剧维权的无奈又让我们为工资协商能不能解决绝大多数人，尤其是收入达到一定高度、并非“最弱势”的那部分人群收入持续、稳定、合理增长捏了一把汗。有人提议要像关心农民工一样关心编剧维权，正是大家想知道，在大部分人达到了“生存工资水平”之后，收入增长下一步该怎么办，如果是依靠工资协商去“谈”，那么如何保障协商机制有效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