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居者有其屋做好调控

　　李忠峰

　　 温家宝总理在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廉租住房建设，增加房源供给”；“今年中央用于廉租住房制度建设的资金68亿元，比去年增加17亿元；地方各级政府都要增加这方面的投入”。

　　房价究竟降了没有？

　　 “我个人的看法是当前的房价根本没降，只不过是交易量有明显下跌。”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中央常委、河南省监察厅副厅长储亚平接受《市场报》记者采访时说，“这说明老百姓对政府的期望值增高，购房者都在观望，相信中央的调控政策会有效果。”

　　 当前关于房价升降的争论，同样引起了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们的高度关注。

　　 2008 新年伊始，各地楼市价格“跳水”的消息不断。北京、广州等地也传出楼盘“降价”、“打折”，房价究竟降了没有？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社科院城市与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张泓铭接受《市场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房地产市场有一个特点，因为单价是很大的，几十万，像北京上海就几百万，它的变现是很困难的，所以它的价格变化是不容易表现出来的。如果说国家宏观调控，今天出一个政策，明天、下个月马上变化，这是不可能的。

　　 对于有人声称“拐点”到来，张泓铭委员说，判断“拐点”有两种评价方法，一种是价格的绝对数量，还有一种是价格的增长速度。“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是哪一种，如果是前一种，我的看法是并未出现。我个人推崇用价格变化速度来衡量拐点的，但这应该是一个长期趋势，至少也得一个季度以上。”

　　 既然没有降价，如何看待房地产公司的“打折”和“降价”？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认为，这些行为都是营销策略，“例如，有的房地产商将原本每平米12000元的住宅喊价15000元。如今打个折，卖13000元。这叫降价吗？！”

　　当前房价究竟有多高？

　　 多年来，房价一直是民生的一个核心话题，也是委员代表们关注的焦点。

　　 据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数据，我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2006年同比上涨5.5% ；2007年同比增长7.6%。而今年1月份，同比上涨11.3%。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经济学院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郭松海指出，1998年国务院曾发文称，“房价收入比在4倍”是个合理的区间。根据我们的调查，即使考虑到房屋性能提高、建安成本增加等因素，目前房价收入也提高到6倍以上。然而，近两年，北京、南京、广州、大连和西安的比率都超过了10倍，房价显然偏高。

　　 全国人大代表、农工党眉山总支主委夏绩恩认为，当前全国的住房价格，特别是大中以上城市的住房价格严重的偏离了住房本身的价值水准。这也已经不是一个单纯性的经济问题，而且已经越来越成为影响社会进步和和谐、稳定的因素。

　　 “平抑房价过快增长，在2008—2010年，要进一步地加大调控力度，在保持2007年房价稳定的基础上，可将房价大致控制在3%波动范围内；在这个合理区间内，人均收入如仍按10％左右的比例增长，至2010年，部分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即可接近合理的比率。政府主管部门要提高行政执行力，努力促进调控目标的实现。”郭松海委员说。

　　调控效果缘何不明显

　　 几年来，围绕着房地产的调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003年，国务院发出《通知》，提出了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2005、2006年国务院又出台了“国八条”、“国六条”，2007年更是调控新政不断，土地、信贷、税收等手段频出。这轮房地产调控历时长，范围广，使用政策力度大；包括发改委、建设部、国土资源部、财政部等十几个部委，联手开展了对房地产市场的专项整治。

　　 “然而，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效果并不理想，部分大城市房价仍在快速增长，市场秩序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好转，房屋、土地隐形市场中税费仍在大量流失；房地产调控的失灵，最大问题在于调控体制的本身。”郭松海委员说。

　　 全国政协委员、顺天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在玮表示，有些政策出台后没有得到落实，影响了调控的效果。比如，2005年七部委出台的调控文件和2006年九部委的调控文件都是控制土地供应量的，但落实情况很不理想。

　　 “除了一些客观因素外，政府在调控时也走了一些弯路。比如，一个重要教训就是经济适用房不能寄希望于开发商。”储亚平代表说。

　　 郭松海委员指出，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应独立行使的政策制定、执行、监督的三部分职能相互交叉或者混为一体，部门职责不清。而作为重要管理者的地方政府，往往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忽视公共利益；行政权力的不当介入与权力寻租，制约了房地产市场监管的效率和效果，以致出现“中央热、地方冷”，“上不推、下不动”的尴尬局面。

　　增加保障住房抑房价

　　 “住房的本质属性是公益性，让多数老百姓居有其屋是政府的责任。”储亚平代表说，“比较有效的就是政府必须拿出土地，保证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用地。”

　　 郭松海委员指出，国际上廉租房占住房存量的比重，一般在5%左右。但目前我国的状况远低于这一比例。而据估算，经济适用房供应如减少5% ，会拉动房价上升3%-4%。“所以，目前紧要的是调整住房市场的供给结构，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

　　 “上海7、8年来，解决了廉租住房约2万户左右。这种解决的速度同人民群众的要求相差甚远。”张鸿铭委员告诉记者。

　　 普通百姓的需求，也成了中央着力解决的重点。

　　 “老百姓总告诉我，不要忘记房价。”去年11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参观保障性住房时发出感慨。

　　 随后，建设部、国家发改委、监察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了《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建设部、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联合颁布了《廉租住房保障办法》。

　　 “现在，中央已经写好了剧本，下一步就是地方政府怎么唱好这出大戏。”张泓铭委员说，“我个人认为住房保障要分出轻重缓急，首先要解决最困难的群众，然后解决比较困难的群众，分步实施比较好。现在先要建立一些廉租房，让那些很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先解决。”　

　　 “保障住房之所以步履艰难，其原因是：一是利益驱使，对此漠然置之；二是工作思路不清；三是责任不明。”郭松海委员告诉记者，中央应该下大力气督促保障住房到位。比如可以从机构框架上，重塑房地产市场监督体制，设立统一的房地产监管机构。

　　 “人大应该发挥监督、监管作用，保证让百姓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好事做到位，好事办得更好。”储亚平代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