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提案呼吁成立中小企业银行

　　徐芸茜 陈锋

　　多年来，经历过融资难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能够在全国两会上，提交一份关于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提案。

　　2008年3月3日，王健林首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出现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并带来了民营企业界的声音。

　　经过长时间的调研，他在本次两会上提交了《关于建立全国性政策性中小企业银行的提案》和《关于加强对电影业的政策支持的提案》两份提案。

　　在本次两会上，这一话题也引起了代表、委员们的关注。同样身为工商联副主席的林毅夫、王文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致认为，“融资关”是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亟待破解的一道难题，建议通过强化商业银行与担保机构合作等方式多渠道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瓶颈。

　　调研中小企业

　　与不少房地产企业家更多地关注房地产领域不同，王健林此次参加两会的提案没有一个与房地产有关。在他看来，自己代表的是民营企业，如何为众多的民营企业说话，才是自己最大的职责。《关于建立全国性政策性中小企业银行的提案》就是他在进行3个月的调查研究之后产生的。

　　“其实关于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些问题，压在我心中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王健林说。

　　身为一名民营企业家，在企业发展初期，王健林对融资难就深有体会。

　　如今的万达集团已成为以商业地产、高级酒店、文化产业、连锁百货为四大支柱产业的大型企业集团，总资产300多亿元，年销售额200亿元，不过当时万达在成长初期，也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

　　“1993年，为了一笔两千万的贷款，我前后几个月跑了几十趟银行，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拿到钱。”王健林说。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有它们发展得好，国民经济整体才能活跃。纵观世界主要经济强国，无一例外中小企业都比较活跃。”王健林认为，中小企业是富民经济，中小企业发展成长的成果可以通过工资增长、岗位增加等直接被普通劳动者分享。

　　然而，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中，中小规模企业占了整个企业总数的99%，“尽管它们贡献了全国每年新增就业的75%，创造的社会财富也接近一半，但是对资本的占有却非常可怜，仅为10%，这个比例是非常不匹配的”。他经过调研发现，融资难是大多数中小企业共同面临的最大问题。

　　王健林经过详细调研发现，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中小企业尽管已有长足发展，但近些年的生存环境仍不容乐观。从1994年到2004年，全国工商登记的个体中小企业数不仅没有增加，还减少了770万户。2005年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内资企业总数又比2004年减少30万户。以上数据说明，我国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仍需要下大力气改善。

　　另一方面，目前，国家政策强调支持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而中小企业很难挤入其中。由于中小企业基本都是民营企业，这些企业从中央到地方都找不到任何依靠，中小企业融资难已成为全国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最大瓶颈。

　　而各大商业银行由于风险、成本、利润等原因基本上不向中小企业贷款，或者贷款比例极低。本应承担中小企业融资任务的各市商业银行和信用社，也因为各种原因争相做大企业的生意，逐年减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各地财政部门虽然有少部分小额担保贷款，却如杯水车薪，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王健林建议，成立一家全国性政策性的中小企业银行，承担支持中小企业的主渠道作用。鉴于这家银行所服务企业的素质相对较低，风险较高，国家应给予这家银行特殊的政策支持。一是全国性设立网点、多设网点的政策支持；二是给予减征或免征各种税收的支持；三是严格限定这家银行的服务范围，必须是资产和销售额在5000万元，甚至是1000万元以下的中小企业，一旦企业规模超出标准，就不准再给贷款。

　　“我是工商联副主席，是全国政协委员，更是一个民营企业家，在今后5年当中，要把替民营企业呼吁，替民营企业说话作为第一要务，这是肯定的。”王健林言语中透出一份执着。

　　对于如何帮助中小企业跨越“融资关”，代表、委员们也开出了具体“处方”。民进中央在《关于完善政府支撑服务体系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提案中指出，要力促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政府应当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转变经营理念，打破片面强调大客户的陈旧观念，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高中小企业融资的成本核算能力，简化信贷业务流程，完善金融产品创新。

　　大连民生模式

　　虽然身为地产老总，但在谈到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时，王健林表示他更关注的是民生问题。

　　温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关键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我对这个‘两个提高’是举双手赞成的。”王健林说。

　　其实，早在王健林作为大连市政协委员时就曾经提到过这个提案，就是要让市民首先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在2006年底，王健林被评为全国优秀的企业家作大会发言时，他的发言题目就是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这就是我一贯主张的。”王健林反复强调。“首先看企业发展要归结谁，它不是归结哪个国家，不是归结哪个老板，更不是归结哪个社会。企业发展成果首先要惠及公司员工，比如说在职股东，然后才可能是社会。比如万达集团员工的收入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高的，待遇也比较好，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他认为，我国居民的消费比例偏低，从50年代到60年代，消费比例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0%下降到现在的30%，中国的消费比例是偏低的。“现在科学发展观就是提出增加社会比重，怎么增加？这不是喊口号，我觉得就是增加居民收入。”

　　王健林表示，大连就出台了一个政策，叫最低公司增长比例，就是年均工资增长低于百分之九点几，就是违规，员工就可以去告发。比如大连市去年定的是最低增长9.4%，企业只要低于这个标准，员工就可以到劳动局去告。这个增长比例的制定应该至少与GDP同步。在目前的这个时段里，每年应该增加15%到20%，才是合理的。因此，国家应该尽快制订一个经济增长的条例和相关法案。也可以借鉴大连模式，出台一个最低增长标准。

　　关注住房保障

　　廉租住房保障资金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中央用于廉租住房制度建设的资金68亿元，比去年增加17亿元”。《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地方各级政府都要增加这方面投入。王健林认为，这标志着廉租住房制度的建设力度进一步加大，更多城市低收入家庭有望通过廉租住房制度改善居住条件。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拿了半页纸，专门讲住房讲房地产，有史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住房保障已经列为了政府的主要工作内容，这是民生的重点，那也就是政府工作的重点。”王健林说。

　　从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尤其是“廉租房”建设是政府构建住房保障体系的重点。

　　保障房制度的想法是很好的，但是否能在市场中占主流，王健林有着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起码需要四五年的时间，保障房制度才能取得一定的效果。

　　首次将中等收入人群也划到保障房体系中，那就意味着现在市场上每年解决房子的数量，一半都应该划到政府保障房里面去。这就不仅仅是国务院作一个决定就能搞好的事情，还需要地方的财政拿出巨大的投入。

　　此次《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只是提了一个宏观目标，没有跟进的具体执行的细节和奖惩措施。王健林认为，“保障房真正要见效果，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要有明确、硬性的指标，要有跟进的具体可操作细则与奖惩措施”。

　　他建议，廉租住房保障的收益由净收益改为收入比例，这样准确得多。第二是，中等收入者也纳入保障，就是经济适用房，政府应有明确规定，就是每年经济适用房要占开工量的比例，或者按人口比例是多少。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不应只是各地政府的一本良心账。“市领导良心多一点，就多建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