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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大部制”不等于宽职能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03日 04:20 第一财经日报
新的国家行政机构改革方案即将在此次全国两会上揭晓。此轮方案体现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一种什么样的路径，最终又走向何方，时间将是多长?《第一财经日报》就此专门采访了长期关注行政体制改革的中国人事科学院院长吴江。 《第一财经日报》：回顾这30年改革，每逢新一届政府时，开始时精简机构，四年后又膨胀，第五年再精简。你觉得这种现象的症结在哪里? 吴江： 以往行政体制五年一调整，客观的一面是总体形势看不清楚，经济发展变数很大，在市场完善过程中很难看清楚未来行政体制怎么更适应。主观的一面是我们的改革中总还有承受能力问题和认识问题。毕竟这是政府自身改革，涉及的都是政府自身领域，政府内部动力不足，利益博弈难免，不可能都形成改革共识。 此外，外部压力也不足，社会参与度还不够，政府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及什么样的一个行政体制是好的，这些社会都没有太多参与。 还需要强调的是，管理是一门科学，行政管理体制除了上述从属性外，它还有自身规律，不完全是政治体制等外在环境所决定的。 《第一财经日报》：早在2002年，深圳等地就进行了行政体制创新的试点。据了解，此次机构改革也将允许广东、上海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的探索，由于行政体制涉及上下对口问题，你如何看待地方试点的成效? 吴江：各层面的政府既有共性问题也有特殊性问题，共性方面都存在着界定职能、理顺关系、提高效率和公正透明等问题。由于体制有个上下对口问题，加上编制、机构数量、运行指导和责权关系，很多都是组织法以及编制条例予以法定的，作为一级政府不好乱动，各地改革试点是存在一些困难。但中央既然明确了地方试点，地方就可以做些探索，一个意义是对共性问题提供改革经验，以便借鉴推广，比如减少政府层级。 还有所处地区不同发挥作用也不一样。广东和上海进行试点，是因为两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整个经济市场发展较完善，这样探索市场与政府关系，对全国形成统一的改革思路有帮助，具有一定代表性，而广东和上海在改革中也更能全方面来考虑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形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制约又协调的机制，你如何看？ 吴江：决策从功能上来说不要分散，相对集中点好，我们是民主集中制国家，需要提高中央决策权威。而现在问题是决策、执行不分，结果产生部门利益，部门利益根本上就是因为自己参与立法、自己执行、自己监督。部门权力过大，实际上就变成行政国家，尽管有其他部门和机制的平衡，但总有个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也造成部门利益化。 目前国际上的一个趋势是决策相对集中，执行相对独立。如果决策的负责执行，执行的负责决策，那很多问题可能变成议而不决，朝令夕改。所谓相对集中，这次“大部制”体现了这点。“大部制”不是把所有执行部门合并，最主要的就是能够宏观管理，能够集中决策，避免决策中扯皮。 所谓宽职能最主要就是保证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减少扯皮，同时把不该有的决策下放权力，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第一财经日报》：怎么理解宽职能和“大部制”改革的关系？ 吴江：不同层次政府、不同职能政府有不同要求，绝不能把“大部制”改革简单理解为宽职能，千万不能把宽职能变成扩职能。 “大部制”具体实施中，也是分类而定。有些“大部制”目前解决的是职能问题，有些“大部制”解决的是理顺关系问题，有些解决的是优化结构、有些是从效率出发。对于过去的宏观计划部门，在“大部制”中履行经济调节，把宏观调控把好，把微观部门的要剥离；对社会管理部门，重点解决政府职能建设，减少重复，优化结构；对公共服务部门当前重点是加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注重社会保障、就业、优先教育；特别是基层政府要转到民生上，因为地方政府和百姓直接相关，其职能中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要加大。 《第一财经日报》：纵向来看，这次机构改革相对前五次来说，它的特点在哪里? 吴江：第一个亮点是这次改革的力度更大，更着眼于体制问题，更具有长远性和根本性，而前几次改革考虑的问题相对更重视改革管理方式，这从十六大和十七大的体制目标可看出来。体制问题是职能转变的关键问题，体制太刚性，再规范的行为也难以有所作为。 第二个亮点是“大部制”思路，与过去简单机构合并相比形式上看似相同，实际上有特点。决策、执行、监督三个权力适当分开和制约还是有所体现，更加体现了机构改革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第三个亮点是，强调了政府的公共服务性。我们的目标是，行政机构改革到2020年，通过三届政府的努力，服务型政府的模式和框架将形成。 孙荣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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