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与思的“缠绵”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读品）出品人

　　侯家驹 著

　　新星出版社2008年1月

　　汪丁丁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普通人很难分清楚“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学思想史”之间的差别，自然也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三个奇怪的名字。汪丁丁在《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中区分了三个概念。对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思想史”的差别，也许还较容易理解，前者是讲经济发展的历史，比如说侯家驹的《中国经济史》，讨论粮食、物价、土地制度等等；而后两者是讲思想的历史，以经济思想史为题的，有亨特的《经济思想史（第二版）——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猪木武德的《经济思想》、张旭昆的《西方经济思想史18讲》、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以及巫宝三、叶世昌、赵靖等的相关著作。

　　不容易理解的是，在“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学思想史”之间到底有什么细微的差别。在胡寄窗、巫宝三等人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通常会论及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那些零星而破碎的言论，散落在《论语》、《孟子》与《管子》等典籍中。诸如《论语》中的“富与贵，人之所欲也”，《孟子》的“义利之辩”，以及《管子》的“地不均平和调，则政不可正也”等思想，成一言而不成体系，汪丁丁认为这不算“经济学思想史”，而只能是“经济思想史”。汪丁丁以两个标准区分两者，其一是经济学思想是比较系统的，而不是零星的经济思想；其二是经济学思想是对经济学核心议题的反省，而不是说任何经济思想都是经济学思想。所以两者是有区别的。

　　在汪丁丁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中，其论述不局限在对“经济思想”的论述，而在于将经济学尤其是经济学的核心议题放在更大范围的思想史范畴中加以评论。“所以在经济学思想史里面做的工作，要求我们超越经济学的专业化视角，对经济学进行反思，把经济学本身当做是一种意见——按照对原初的意见和知识的看法，我们有理由把今天专业化了的经济学知识，在更高层次上当成一种意见，然后从与其他专业学科（包括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等）的意见的对话中，让更高层次的真理自行呈现出来。”这是汪丁丁在这本书中所努力追求的目标。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尝试，尽管断言其成功还为时尚早。

　　当然有时候对经济史的研究也会触及到经济学的核心议题，或者涉及到经济学研究的范式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单纯划分思想史与经济史就会遇见前所未有的困难。借鉴康德的思路，汪丁丁划出了物质活动、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等“三界”，在他早先的一些论述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表达，例如《制度分析基础》、《制度分析基础讲义Ⅰ：自然与制度》、《制度分析基础讲义Ⅱ：社会思想与制度》等。从这一分界来审视侯家驹的《中国经济史》以及黄宗智的《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就会发现“历史与思想”之间的纠结绝不亚于情人之间的缠绵。

　　侯家驹在《中国经济史》中指出马克思观察的西欧小国不可比附中华大地，对于大国其“治乱”有循环，而小国则会失衡进而趋于另外的均衡。侯家驹也将中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解释为“合”是大一统的一元体制，而“分”是分裂的多元体制。这一“统分体制”基于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人地比例协调与失调的过程。

　　而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不少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经济学家开始将眼光投向地区间竞争带来的经济活力。侯家驹的这本老书新出或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提醒：地区之间的竞争固然能带来活力，但同时也造成了地区分割和国内要素流动的障碍等等，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反过头来对中国经济造成伤害。通过其对秦汉时期的“郡县制度”、后汉末到南北朝时期的“坞堡经济”、隋朝到盛唐时期的“府兵制度”、中唐五代两宋的“区域经济”以及元明清三朝的“中央集权”的研究，的确显示了统分制度的不同表现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张力。在此基础上解释制度变迁，在成一家之言的同时，也对原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革新。

　　事实上侯家驹的这一观点与黄宗智在《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对《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及《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的研究有相近之处。所不同的是，黄宗智采用的方法是从满铁资料的实践经验出发，提炼出理论概念包括“内卷化”与“过密化”等，进而引发了学术上的争议。黄宗智认为在人多地少的环境下，小农的选择是在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下做出高密度的劳动投入，由此导致了所谓“没有发展的增长”。黄宗智进而认为，中国农民的行为有别于一般经济理论中的理性假定，应当给予特殊处理。虽然对黄宗智的反击也有很多，尤其是从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与制度创新的角度，认为黄宗智没有理解经济学上对“发展”的定义，从约束下求创新的角度看，农民的行为并没有违背理性假设。但黄宗智的理论的确对原有的研究产生了冲击，并且迫使坚守新古典传统的学者进行辩护。

　　侯家驹的《中国经济史》和黄宗智的《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表面上是经济史的作品，实际上也与经济思想史关系密切，同时由于其涉及到对经济学研究方式的争议，因而与经济学思想史也不无关联。尽管侯家驹与黄宗智关心的还是物质活动与日常生活的领域，但研究本身构成对精神世界的贡献。这或许意味着我们常常无法将纠结在一起的历史与思想截然两分，毕竟棒打鸳鸯这种事情不太厚道，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