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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何必舍近求远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01日 00:34 财富时报

  ■呙中校 文

  最近看到一篇报道,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率广东代表团赴华东考察期间,专程前往阿里巴巴公司,特地去看看“马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阿里巴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事情缘起于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和他谈起上海为何没出马云,这让汪洋震动很大,大概也随之引发广东为何没出马云、没有出现阿里巴巴这样公司的感慨。

  汪洋书记虚心学习的态度和作风自然值得赞赏,不过,我觉得在IT产业甚至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上广东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广州和深圳的IT企业事实上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华为和中兴、网易和腾讯、迅雷、金蝶等企业都在广东;在互联网经济领域,腾讯和阿里巴巴也有得一比,而且广东也出现了丁磊、马化腾以及李兴平这样一批传奇的网络创业者,因此,如果要考察IT产业和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汪洋书记大可不必舍近求远。

  作为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的龙头老大,阿里巴巴以其创新的商业模式不但推动了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也极大地带动了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因此阿里巴巴的成功作为MBA的经典商业案例是不容置疑的。至于阿里巴巴为什么出现在杭州,我认为这里头有必然的因素,也有偶然的因素。偶然的因素在于互联网本质上是去中心化的,网络上的任何点都可以出现奇迹,因此互联网上的任何城市都有出现Google和阿里巴巴的可能。至于必然性因素,那当然与浙江的民营经济发达、中小企业众多有关,这不但造就了阿里巴巴,而且造就了浙江大大小小的行业性网站,这些网站也都是一个个商业服务平台。

  当然,最应该反思“阿里巴巴为什么出现在杭州”这个问题的应该是上海,因为阿里巴巴起初是在上海发展的,后来搬到了杭州。不过我认为,上海也许是最没必要反思这个问题的城市。因为照这个问题的思路,美国纽约、华盛顿等地的市长要检讨:为什么Google没有诞生在美国的经济中心纽约而是在洛杉矶的硅谷?为什么微软、亚马逊没有出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而是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

  早在2002年我就指出,上海是不适合中小企业生存的,尤其是互联网企业。因为自上世纪90年代上海把自己定位为国际大都会、国际金融中心以来,上海的产业政策都是向大企业、大项目、大资金倾斜,由于大公司争相进入,上海的投资门槛、商务成本以及劳动力成本都大幅提升,无疑这是非常不适合中小企业生存的。另外,自由、开放、创新这些互联网企业发展的精神土壤,在当时的上海也非常欠缺——创新不如北京活跃,言论空间不如广州,开放包容也不如深圳。因此在互联网行业发展中,北京出现新浪、搜狐等,深圳也有腾讯、迅雷等,广州也有网易,似乎就只有上海乏善可陈。

  近年上海的发展策略似有所转变,一些互联网企业开始冒起,不过与此相对应的是,广州、深圳的互联网发展环境却开始变得不那么理想。一方面,由于2008年广州、深圳等地房价飙升,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下降,而互联网行业发展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技术人才。同时,房价上升对创业之初的企业压力很大;另一方面,广东各地、各部门近年出台的政策颇有开倒车的嫌疑,如深圳2007年不允许用居民住宅注册公司,此事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很多企业就是在居民住宅里办公,还有很多人想利用自有住宅创业。更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年底,广东省人大通过法令,规定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的情况下,地级以上公安部门可以采取24小时内暂时停机、暂停联网、备份数据等措施。这个法令显然与互联网的精神背道而驰,它不但对在线贸易、网上银行、股票交易等电子商务造成影响,而且还可能使应急处理系统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因此广受网友批评。今年南方大雪灾造成的人员滞留,原因之一就是信息渠道的不畅通,广东方面应该汲取教训。

  除了新的互联网企业难以创业发展之外,现在广东还面临着两大互联网企业要迁都的困扰,据说深圳的腾讯想搬到北京,而丁磊很早就想把网易从广州迁到杭州。北京有信息、人才的优势,杭州也有人才聚集、行业扎堆的效应,但这些当然不是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特点使得再偏僻的地区和城市都有可能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亮点,美国的西雅图就是因为微软和亚马逊而不再让人觉得偏僻。因此,汪洋要考虑的不应是杭州为何出了马云,而是广州、深圳等地如何保持既有的互联网经济发展优势。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联络邮箱:guozhongxiao@gmail.com)

  谁能减弱人民币升值势头?

  ■何刚 文

  因为非常明显的市场预期,加上美联储连续降息后形成的美元与人民币利差倒挂,在2008年头两个月,人民币延续着2007年年底的加速升值势头。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干预,美元兑人民币突破1:7大关,很可能会在今年上半年成为现实。

  如此势不可挡的单向汇率变化,自然让那些豪赌人民币升值的炒家们得意非凡。最近,一些国际投行和研究机构纷纷乐观地展望,美元兑人民币在2008年也许会以1:6收场。在美欧经济衰退几成定局的情况下,更多国际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涌向中国内地,恐怕也是挡不住的,令人揪心的问题似乎只剩下,究竟会涌来多少热钱?

  中国金融当局稍有清醒头脑,对此就会寝食难安。虽然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但在资本项下实现完全自由兑换之前,中国央行既有责任,也应当有能力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至少不要让其汇率走势成为众所周知的套利或对冲良机。

  就是说,只要中国金融当局愿意,央行略施手段,是可以减弱甚至改变人民币升值势头的。但从2007年以来的情况看,央行首脑们却没有这样做。公开的解释似乎理由充分,比如国内货币供应量过多,流动性严重过剩,比如中央强调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既要防止经济过热又要严防通货膨胀,货币政策指向因此要从“适度从紧”转向“从紧”,于是中国央行不断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不断加息,从而也引发人民币不断升值。

  如果中国是一个封闭经济体,如果只从国内大局着眼分析问题,必须承认中国央行的所思所为是非常有道理的。为落实2007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央行首脑们行动之迅速,也堪为其他中央部委楷模。但问题恰恰在于,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孤立存在的封闭经济体。

  在2007年年底的各类经济论坛或会议上,海内外权威分析人士就已经形成共识,中国经济在2008年没有大的风险,唯一不确定的可能是美欧等外部经济因素的负面影响。就是说,无论中国自身情况如何,只要美欧这些与中国水乳交融的发达经济体出现明显衰退,美联储和欧洲央行放宽货币政策,中国央行就很难落实“从紧”的货币政策。

  果然,在2008年前两个月时间里,美联储连续大幅降息,从而形成美元利率低于人民币利率的罕见倒挂。且不说这种倒挂与多年来中美默认的美元与人民币要保持一定利差的约定相悖,在现实中,任由这种利差倒挂状况持续,只能使巨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快转化为迅速且大幅的升值现实。何况美联储还会维持弱势美元政策,以减缓美国经济的衰退程度。

  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无法指望美欧发达经济体主动采取措施,阻止人民币大幅升值势头。我们也不能任由国际热钱加速流向中国,给脆弱的中国金融体系以更大压力。那么要阻止人民币升值势头,还得靠我们自己想明白其中利害关系,主动采取有效措施。

  首先要想明白的就是中国央行,防过热、防通胀的确是当前中国经济的头等大事,但央行不能简单地通过加息等方式收紧货币流动性,而必须考虑是什么在加剧中国经济的过热势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抑制通胀?这就需要央行首脑们深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看到投资驱动难以有效遏制的真正症结,从而积极推动最高决策层,协同其他中央部委采取配套措施,从根本上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减弱固定资产投资对实体经济的过度驱动。

  其次要想明白的是财政部,在财政支出总量有所控制的情况下,其支出结构能否顺乎民意,更多用于政府应当负责的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领域,恐怕是衡量新一届政府财政工作成败的关键。财政首脑们应当看到,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持续10年的财政投资驱动民间投资的GDP高增长方式,已经完成历史使命,面对中国经济过热趋势,财政部必须主动降温。

  如果中国央行和财政部都能想明白了,配套政策措施就不难找到,中国经济过热和通胀威胁就有办法应对,人民币也就不必继续在加息、升值、再加息、再升值的怪圈里失控乱转。

  (作者为资深财经评论员 联络邮箱:ernesthe@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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