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公桥２００７纪事

　　■本报记者张鑫

　　有桥的地方肯定有河。

　　廖公桥就架在黄河支流秀延河上的一条无名支流上，河虽无名，但桥却是整个陕北有据可考的最为古老的石拱桥之一。桥身并不雄伟，但庄重古朴，经风历雨过后的斑驳石迹依然能够映照出历史的厚重。

　　78岁的张有福站在桥上，回忆起往事来，丝毫没有含糊：“听老人们说，大清朝康熙年间，当时这个地方的知县叫廖均，他个人出钱，亲自监工修的这座石桥，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善行，就把这座桥叫廖公桥。”

　　桥下，无名支流汇入秀延河。连日来的大雪早已将河川雪藏，不是常年的水蚀凿刻出的裸露着的岩壁，很难认出那就是曾经在“闹红”的年代里曾经风云的秀延河。

　　张有福来自以这座桥命名的廖公桥村，这个在当地较为有名的行政村下辖廖公桥和张家坪两个自然村，秀延河将其一劈两半，它们在行政上隶属于陕西省子长县安定镇管辖。

　　廖公桥的有名，在于它盛产蔬菜和当地人颇为钟爱的洋芋粉条。而这一切，都与张家坪山沟里流出的一股山泉有关。

　　56岁的廖公桥村支书张顺珍党龄已经37年，16岁家贫辍学就任村里的会计，在村支书的位置上也已经干了30多年，对于廖公桥的村情历史，没有谁比他更熟悉。

　　在张顺珍看来，2007年，廖公桥有几件事值得说道：

　　种菜

　　2007年春节，由于大雪封路，外地的蔬菜难以运到子长县城，这个居住着10多万人口的县城里一时间菜价飙升，一斤黄瓜最高时可以买到8元，直抵猪肉的价格，即使如此，也无货可供。作为县上主要的无公害蔬菜基地，廖公桥的大棚蔬菜成了重金难求的热门礼品。

　　回忆起廖公桥栽种大棚菜，还有点故事。

　　由于村里的大部分山地均已退耕，差不多每家每户的口粮田大多集中在了秀延河两岸不到300亩的川地上，这其中，河对岸张家坪开阔塬地上的水浇田占到了全村川地的六成多。

　　在1985年以前，廖公桥的水浇田更多，“六十年代县上合作社修的秀延渠从秀延河上游的中山川水库一直通到下川里的栾家坪，前后大概有两个公社的二十几个村子的川地能浇上水”。

　　但在其后的日子里，经年失修的引水渠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和使用，一日日地坍塌损毁，再也没有发挥它的作用。“自从那以后，上下川几十里路，就只有我们村的张家坪塬上，有大概一、二百亩水浇田”。

　　而这水浇田的水，是来自张家坪山涧流出的一股山泉，水大如注，日夜不停自然地流进了庄稼丰茂的张家坪塬上。需用时，村民们将其依垄间水渠逐排放入田畦，直至盈满。若不干旱，就让泉水自然汇入秀延河。

　　正是这股泉水，使廖公桥的村民数十年来一直不缺肥美的蔬菜。

　　2003年，政府推广大棚种植，张顺珍为廖公桥争得了树立“样板村”的名额。这一名额会附赠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但他没想到这么好的事情，却遭到了村民的拒斥。

　　最早的对抗来自本家的一位媳妇，她家的一亩地被列入了大棚规划区。地里种了几年的梨树由于疏于管理，根本就不挂几颗果，但她不愿砍，更不想投下两三千元的“巨额”资金修建大棚，于是便扬言若村上将她家果树砍了，她就拿刀砍支书。

　　“我有时候特别能够理解他们的想法，当了30多年的支书了，我都习惯挨骂了。”张顺珍说。近十年来，每次为落实乡政府下达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计划，他都会被骂上一阵，从种药材、种烤烟，到栽梨树，在他看来，每一次的调整都使得廖公桥300来亩的水浇田在非科学的轨道上折腾。事实证明，每一次的调整又都告失败，“种烤烟时，烤烟没有渠道卖；栽梨树时，梨又便宜得如狗屎一般，老百姓急了，就只能找我出气。”

　　只有种植大棚，张顺珍铁定了心要使全村的家家户户建起。因为他们有别的村没有的水源。

　　过年时，菜农送来了反季的黄瓜和豆角，张顺珍便责怪送菜的人，“这么贵的东西，多卖两钱哪”。大年初二，他上门动员尚没有种植大棚的村民，这一回，他的工作好做多了。

　　架桥

　　在张顺珍的记忆里，百十年来，廖公桥村的庄稼人到秀延河对岸的地里种田，春夏里，习惯将鞋一脱，挽起裤腿，赤脚渡河；到了秋冬，水冷刺骨，便在河床上投上数十颗巨石，人便一步一跳地脚踏“碾石”来往。天长日久，村子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们就一个个难免落下风湿病，老来行走极为不便。

　　由于秀延河河面较宽，夏日雨季里山洪频仍，所以在此架桥虽然是村民们长期的愿望，但因为难度太大，所需经费又超过了村里的承受能力，一直未能实现。1992年，村里曾出资请人用钢筋焊接了一个简易的浮桥，但还是在其后不久的一场特大洪水中被卷走。

　　自2003年以来，随着大棚蔬菜的栽植，渡河运输成了村民们最为忧心的事。稍遇雨下河涨，不能及时运出，新鲜的蔬菜就会烂在温棚里。

　　2004年，经过村委会的研究，廖公桥村准备修建一座横跨秀延河的石拱桥。请人设计和预算了一下，即使是修一座将桥墩深入水面的浮桥，请人施工，也大概得二三十万元，“当时想，不能把这些钱转嫁到村民的头上，他们也承受不起。”于是，将预算压减：施工，由村里组织村民出工；钱的问题，村委会拟好申请，几次拿到镇长面前，镇长也初步答应能从县上的专项资金里拨出7万元，剩下的款项，张顺珍想好了，看能不能从在延安市水利局当官的大舅子那儿再拨点儿下来。

　　就在一切都谋划好的时候，河对岸同属一个行政村的张家坪村，有一位早年送给别人家抚养的孩子姓强，在市里当了大官，老了退休将至，也愿在家乡修一座桥。

　　欣喜过望的张顺珍带着村干部，带着土特产赶到延安，登门拜访这位“大官”，但得到的答复却令他失望。“大官”的条件有三：一、这座桥必须以他的名字命名；二、工程必须交给他的弟弟施工；三、桥的一端必须架在他家的窑院硷畔底下。前两个条件都能够接受，第三个条件，则意味着廖公桥的村民必须绕道两华里才能过桥来到自己劳作的田地。

　　张顺珍回到村里征求村民们的意见，遭到了一致反对。修桥工程只好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

　　2006年秋，等待雨季汛期一过，廖公桥村的全体村民便热火朝天地投入到了秀延河桥的地基工程上。2007年春，由于通过市水利局大舅子那儿的拨款被县上有关部门以“不符合专项资金利用办法”为由扣留，张顺珍只好东拆西借把工程款垫上。直至向上述部门给足了“回扣”后，村上才拿回了这笔款项。只是，拨下来的5万块钱，到了村里，只剩下了35000元。

　　合龙口那一天，镇上的书记和镇长都亲自到场剪彩，尽管工程至今还欠了2万多元，但张顺珍觉得政府还是给足了村里面子。“余下的欠账，看能不能在以后村里的其他工程上补足。”张顺珍说。

　　而他的老伴，则更多的是埋怨：“又当指挥，又当工人，晚上还要睡在河边照场子，半年下来，人闹了一身病不说，家里的两个钱全垫到修桥上。”

　　“廖公桥人祖祖辈辈趟河都过来了，你何必呢？”她说。

　　建矿

　　“一万年以前，我们这里都是森林和湖泊，后来地壳运动，把森林扣到地底下了，就成了煤。”初中毕业的张顺安在向记者表述他对煤炭形成的见解时，刻意加重了“壳”的读音。

　　在廖公桥村，张顺安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在家务农青年，人勤快，又念过书，种起地来得心应手。但自打2004年他家的地里被省上来的地质勘查队打了两个眼后，他比村里的任何人都渴望着一个煤矿的诞生。渴望的原因，在于他曾亲眼目睹了本村一个煤老板的发迹史。

　　这个人叫张宏伟，小学上到三年级时，迫于家庭的生计压力，辍学务农。随后，贩卖猪崽、卖粮食、卖羊绒，上个世纪末，陕北民营石油开采兴起，小有资本积累的张宏伟和人联合打油井，真正实现了发财致富的梦想。但在随后陕北油老板间普遍刮起的赌博风中栽了跟头，一月豪赌两百多万，几近破产。2002年，整个陕北另一个暴富机会悄悄来临，这时，只有数十万元的张宏伟倾囊出击，一举用贷款加借款买下了两个濒临停产的小煤窑，2003年年中，煤炭价格奇迹般地以几何级数增长，张宏伟一夜间成了亿万富翁。

　　其事迹，在多数廖公桥人看来，令人头晕目眩。当年小有积蓄大胆在其参股的村民们，也纷纷成为了煤矿的管理人员。张顺安虽然念过书，但在此事上还是觉得自己太保守。“我本来也有机会在煤矿参股，当时手头还有个三五万的。”他懊恼地说。

　　2004年，县政府出资请北京、省里的专家对全县的煤炭资源进行普查，地质勘查队的勘探井于是就打到了全县的数百个村庄。廖公桥的井就打在了张顺安家的谷子地里，当时探明的情况是，这里有丰厚的煤。从此后，村里人就一直等待着建矿的消息。

　　2006年，消息灵通人士传回话：县上把煤区的规划图已经报经省上和中央批准，只是，出煤的矿井口开在哪里还在论证中，一时未定。村里有出门在外有眼光的人士便叮嘱村支书张顺珍：“到县里跑一跑，活动活动，兴许矿井就可以开在廖公桥。”

　　村里人也明白，假若那传说中年产上百万吨的煤矿建在了自己的家门口，就是捡两块煤烧，一年也能节省不少钱。更何况，如此大型的煤矿，要占地，要占路，要矿工，要吃喝，几十年的开采期，不定给村里带来多少的福利。

　　2007年，张顺珍也在县上跑了几趟，但效果不太理想，一是按照上面要求的规模，以目前县上的财政和民营资本的实力，本县没有能力投建开采，而招商引资又一时半会儿到不了位。二是即使新矿投建，县上也会考虑廖公桥村离秀延河太近，矿口开在此地，井下的工作面就会难避秀延河河床，不利于煤矿的井下生产。

　　“秀延河这一回可害惨我们了。”村支书张顺珍无奈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