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迷失的东京

　　【美】西奥多·C.贝斯特著 国云丹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1月文艺作品看多了，愈来愈多地能体会到，在全球化铺天盖地的今天，各民族跨越文化差异、实现相互理解之难。早在《巴别塔》展现文化碰撞的无奈和尴尬之前，电影《迷失东京》已经对这种情绪大肆铺陈。斯佳丽·约翰逊扮演的女主角在东京处处碰到精神壁垒的境遇，颇能唤起观众的同情。

　　但学术界似乎并不这么看，以民族研究为前身的人类学在跨文化理解上尤其不乏优秀成果。美国人讲跨文化的故事常喜欢拿日本来说事儿， 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就是美国人研究日本国民性的经典文本。《邻里东京》则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城市研究的重要作品。这个“美国人在东京”的故事，因主角西奥多·C.贝斯特的人类学家身份，而呈现出与《迷失东京》迥然不同的景观。

　　人口密集的超大城市中，市民之间存在怎样一种由地理因素决定的、非官方的组织形式，是都市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贝斯特选择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日本文化称作“邻里”的微观社区“宫本町”。“邻里”规模大概数百户、上千人，大都有自己的商业街、教育和宗教机构，居民可以在“邻里”内部满足大多数生活需要。

　　“邻里”基于但不局限于地理概念。贝斯特笔下的东京邻里，具有自己的“町会”，邻里内部的居民只要缴纳微薄的会费即可入会。町会的高层干部由选举产生，中层干部由高层干部任命，最低层的事务性干部则由各家各户轮流担任。町会在很大程度上是邻里居民的自治组织，发起和管理诸如预防火灾和犯罪、维持交通秩序、举办节庆活动、维护公共卫生等一应琐碎。

　　町会会费大都用在公共事务中，町会干部不仅没有酬劳，有时还要自己掏腰包。但角色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人际关系方面的好处维持了町会的运作。其他居民常在公共活动中拿出自家食物犒劳出力者。町会内部也存在权力争夺和派系斗争，不过大多数情况下都顺利完成了自己的职能。而邻里成员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不断增强着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和凝聚力。

　　同为亚洲国家，东京的“邻里”恐怕是中国社区建设极有价值的外部参考。20世纪80年代初的“宫本町”，空间狭小、土地紧张、人口密度大、交通拥堵、公共设施老旧……城市化进程中的众多瓶颈暴露于此。然而日本奇特的町会组织和“邻里”关系，让当地居民自己解决了众多日常问题，城市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国社区发展如能从中汲取经验，不啻一桩“跨文化学习”的范例。

　　当然，贝斯特的研究自有其理论背景，而不仅仅在于描述东京的邻里社会。虽然有学者认为日本的邻里社会是乡村时代的文化遗产，还有学者指出：“在现代化理论主导社会科学的一段时期……人类学家成为研究‘传统’社会的遗留和‘现代性’转型的专家……”但贝斯特持续数年的邻里研究，并不是为了跑到东京市井生活中，淘出两堆可以分别标定为“传统”和“现代”，从而在“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显学中夺得一点话语权。

　　贝斯特关注的是各种因素如何导致了社会生活模式的变化和发展，强调的不是人对历史的被动接受，而是人对当前环境的回应：“作为一个组织化社区的宫本町的出现，是个体居民和政府实体对都市环境下社会、政治和人口特征的一个回应，这需要集体行动，以满足社区的内部需要和外在需求。”如果将社会变迁永远看做是沿着乡村－都市、传统－现代的连续体的简单运动，将会歪曲人们对都市邻里的理解。日本人并没有在传统－现代的二元价值系统中遭受精神分裂之苦，反而良好地适应了社会变迁。邻里既不是政府造就的行政单位，也不是都市里的一个小村庄，而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一种居民自愿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文化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人类学的田野研究者，贝斯特并不是一个保守的观察者。他在宫本町生活的时候，和妻子一道积极参与民间文化活动，既向当地人展示了美国人活泼好动的民族性格，也为平铺直叙的学术文本增添不少亮点。冬天，贝斯特参加了町会组织的夜巡，铃铛传到手中时，他也像町会干部一样边敲边用拖长的低音喊：“小心火烛！”贝斯特自信已将如此简单的任务学得惟妙惟肖，不料第二天邻里一小个区域的人竟然察觉出防火警报和平时不同，一时传为趣事。每年秋季节庆，町会都要组织各种游行活动。附近邻里为竞争人气绞尽脑汁。1980年，宫本町的游行活动亮出奇招，贝斯特的红发妻子加入了妇女的舞蹈队。准备阶段费尽苦心，但跳着日本民间舞蹈的异国女子最终惊艳四邻。

　　贝斯特的行文也延续着美国学术读物的亲民风格。除了少数专事理论探讨的篇章外，很少出现晦涩的专业词汇。对宫本町的民风、民俗、民情，更是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他的人类学视角又给读者提供了走马观花的游记作家和浮光掠影的各类考察团无法发现的精彩细节。中国俗语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书读得越多、去的地方越多，智识就越有长进。贝斯特1979年开始在宫本町0.071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居住了整整两年，又于1983年、1984年和1986年再次前往。下过如此深入的工夫，方才成就这本都市人类学研究的典范之作。在资讯发达、交通便捷的时代，“读书”和“行路”的重点如不从数量转向质量，不管从纽约到伦敦，从巴黎到柏林，都免不了一遍一遍地“迷失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