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娟娟：与火车票较劲

　　文/本报记者 严娟娟

　　年底，火车售票员应该是最令人羡慕的职业。当国人都拖着沉重的行李，挤在庞大的候车广场，在寒冷中谋得些许温暖，但仍然感到惶恐不安和回家之前涌起的那一丝孤独，有关春运的新闻海量充斥于耳畔时，做为记者的清源急了。

　　犹记2007年初，乘着冬日反常的温暖，清源为了买到两张返乡票，忍受和众人拼命堆积冒出的臭汗，足足挺立了四个小时，而无论你多早来排队，总有比你更早更拼命的人。

　　当时，清源发挥了刨根问底的新闻精神，和前面四位买票人套好近乎，并结成统一战线，防止腰大膀圆之人插队，把一份报纸翻看无数遍，直到眼冒金星，睡意来袭。

　　临到晚7点开票前几分钟，柜台后的售票员终于吃完了盒饭。此间年轻的他们嬉笑打骂，并翻检饭盒里金灿灿的鸡块、互通有无，柜台外这一长队还没吃晚饭的同志们则如长镜头般齐刷刷向他们行注目礼，而心里如同有一百个快饿死的耗子那样“哧溜溜”奔来跑去。

　　队伍即便饥渴难耐但仍旧显示出了犹如跳龙门前的激昂斗志——你可以听到衣服摩擦的窸窣声，胳膊和胳膊的撞击声，夹杂着不同方言的抱怨声。

　　不幸中的不幸，就在大家引颈相望，捏紧手中百元大钞的时刻，柜台上那个唯一的电脑死机了。售票的小伙口中念念有词，不停敲击键盘，那个刚刚和他交换菜肴的年轻小妹妹也凑到他跟前，不知说些什么。

　　5分钟过去了，清源背后有蚯蚓一样的汗液流下来，而现在要想脱掉羽绒服就相当于在监狱里挣脱手铐。

　　电脑终于恢复正常。而售票小伙却迅速鼓捣起受托的内部票来，如此一来，整整15分钟过去了。轮到清源的时候，票早已在北京无数个售票点的疯抢下一扫而光。他只买到两张半途票，为此挨了女友一顿臭骂。

　　半途票也不能半途而废。春运的狂潮下，半途票也是大年三十晚上那点希望的火星。清源想到中途能凭记者证补到车票，就释然了。但春运就是春运。半夜，火车载着异乡客疲惫而又甜蜜的梦境平稳前进，清源爬过了无数的箱包、大塑料袋、熟睡的人头、人腿、人胳膊，终于挪到补票处，得知答案：坐票、卧票全无。

　　清源只好用记者证在餐车间“优先”来两个座位，权当喝茶浪漫去了。

　　“今年报社订了票，但女友放假时间和我不一样，她的票还没着落呢！”清源这样说。他苦口婆心为女友设计了两套方案，先托人买票，买不到自己再像去年那样去排队，就这样还买不到，就买飞机票吧。飞机票也不靠谱，据天气预报称还有一次暴雪降临，到时飞机也趴窝了，真是什么事都得捱黄。

　　“记者最怕回家过年。”清源说，一到年底报社的事就特别多，这个策划那个策划的，忙得焦头烂额，还要顾及买票，记者的时间固然自由，可又能有多少耗在排队上呢？关键是，一到春运，那个能带给人便利的记者证就失去了大半威力，聊胜于无了。记者上班时间也早，在老家的凳子上还没坐稳，又得往单位赶，由此又是一番急吼吼的旅程。

　　今年1月13号起，中部地区湖北等地普降大雪，有新闻报道称，一大学生因无车返乡，租来雪橇滑回家，清源不由击掌大乐。而前几天，清源听收音机，一位颇有黑色幽默的老兄点了一首歌送给所有的票贩子，歌名是陈小春的《算你狠》。

　　华灯初上，北京的空气生猛而冷僻，南方城市的雪仍旧簌簌掉落。清源坐在公交车上，周围人接打电话无一例外说的都是“票啊，票啊”。

　　他不由拉紧了衣链，缩紧了脖子，盘算着怎么跟主任请假。尽管希望渺茫得就跟遥远的歌声似的；尽管死命盯着网站里转让火车票的帖子更新，并在10秒内拨过去，不断与无数回乡人为了一张票比赛打电话，并与电话那头似乎皮笑肉不笑且言不由衷的票贩子斗智斗勇累酸了胳膊，他还是决定明天早上5点就去排队买票——尽管眼前出现的仍是黑压压的长龙似的，在寒风中吸溜鼻涕哆嗦不已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