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软实力:总有一种向好的期待——专访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

　　本报记者 谷重庆 胡敬艳

　　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全世界都关注。随着中国的发展，世界也开始日益重视中国，中国正在不断学习如何在国际社会中担负合适的责任和角色。当然，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和其真实的客观事实不一定完全相符，尤其是在一个国家快速发展，改变既往格局的时候，怀疑、误解、矛盾和冲突都时有发生。对于中国来说，国际上，如何在自身发展与利益相关方共同发展之间达成一个平衡，是中国需要重视的问题。

　　君子和而不同，在多样化的世界中可以保持和谐是大多数国家在历史上的愿望，但人类历史又多次证明其实现的艰难。如何追寻一种更为美好的国际秩序，既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长久发展。对于中国来说，治理好内政，重视与各方共赢将是未来的关键。为此，本报记者趁哈佛大学教授、长江商学院名誉教授杜维明先生在三亚参加"2008长江年度论坛暨长江年度人物颁奖礼"的机会，对其进行了专访。

　　美国大选年的中国问题

　　<21世纪>:最近美国大选很激烈，在竞选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候选人往往对中美贸易关系比较关注，尤其是民主党候选人，像希拉里就宣称当选之后要让主权财富基金提高透明度，奥巴马甚至曾经宣称反对中国玩具。但另一方面，最近美国著名的<外交>杂志上刊登了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艾肯拜瑞(John Ikenbarry)一篇题为<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未来>的文章，里面提出美国的根本利益是维护二战后形成的包括WTO、IMF、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在内的政治经济体系，因为这一体系将会有效的容纳一个更为强大的中国，可以有效地调节实力对比发生变化之后各国可能发生的紧张关系。似乎美国人对于中国等国的发展存在有些矛盾的心理或者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杜维明:我觉得面对中国的和平发展，美国可能有多种观点。一种是现阶段以布什为代表的基督教右派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结合。这种非神圣的联盟，还在宣扬贸易自由。因为美国保护主义的力量非常强大，特别是在农业和制造业领域。而市场原教旨主义对自由贸易原则比较重视，所以共和党也没有像民主党那样，对工人利益特别注重，那么现在看来民主党的胜利将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美国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美国的总统不太可能跳出美国利益之外，通过联合国和国际组织来解决贸易争端。但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美国政府与中国的贸易经济纠纷可能会增多，至少在总统竞选策略上会强调这方面。

　　另外，如你所说，像普林斯顿大学的艾肯拜瑞提出来的另一种观点是，如果美国要维持国力，发展软实力，就应该使中国融入以维护美国为主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因为从长远来看，世界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出现。以前说的三极世界——北美、欧盟和东亚已经不能维持，因为俄罗斯、印度、巴西这几个处在迅速发展中的大国，其影响力越来越大。欧洲国家，不管是意大利、法国、德国，还是英国，在不断前进的经济大潮中，多多少少被边缘化了，这对它们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美国必须有全球化的思维，通过各种国际组织来发挥美国的优势。这当然有点理想主义，但是我认为美国知识界考虑这个问题的人数应该不少。

　　在"9·11"事件发生以后，全世界都同情美国。如果美国当时利用国际上的这种善意，形成一种国际对话，而非冲突性抗击的话，那么美国在国际社会中不管是国家形象，还是运作空间，都会改变。

　　大选结束以后，我认为美国政府新任的领导人会在经贸领域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这将对中国的外部环境十分不利。这是因为美国经济在2008年会碰到很大的挑战，美国政府为了国内的现实需要，很可能不可避免地夸大中国对美国的制造业的威胁，这样一来政治上中国就可能成为"替罪羊"。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印度同中国一样发展迅速，但没有成为美国施压的对象。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一点在于印度是英语世界，对外联系比较广泛;另外还有就是印度是非常分化的国家，没有一个强势的政府可以作为批判的对象。

　　<21世纪>:但我们中国人在阅读美国的主流媒体，包括<时代>、<华尔街日报>和<外交>时，总会感到比较明显的西方中心论思想，似乎他们总是比我们先进很多，他们是用一种大哥哥看小弟弟的眼光在思考别国，包括西方国家最近对俄罗斯的很多批评也有这个问题，您觉得呢?

　　杜维明: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在发达国家是根深蒂固的。有一个印度学者曾经跟我说，他每一次到哈佛演讲，虽然有很多人对他很尊重，但感觉却仍然很不好。因为美国人总是下意识地觉得:印度的现在是美国长远的过去，而美国的现在，却是印度遥远的未来。从一个直线发展的趋势来看，美国对中国也是这个态度，好像中国的发展水平对美国来说还有150年的距离。

　　<21世纪>:但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又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来看中国这些国家，例如中国发展很快，但也有不少社会问题，而西方的媒体往往喜欢报道中国社会的阴暗面。在国际问题上，也经常对中国持有批评态度。

　　杜维明:美国怀疑的心理是很强的。比如美国媒体，也不完全是针对中国，但都喜欢挖掘其他国家的阴暗面。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快，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且中国有一些年轻人的自信也表现得有一点傲慢。在这样的心态之下，这就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大问题，而且这个情况最近恐怕还不会改变。

　　<21世纪>:您刚才说西方中心论在发达国家是根深蒂固的，我记得过去采访您，您反复提到要建立一个多元的世界，但假如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想问题做事情什么都是从自己这个中心出发，对人家持有怀疑态度，解决问题也不依靠更具合法性和权威的国际体系，而是联合几个盟友就出发了，例如伊拉克战争，那这样估计各个国家之间的对话都比较难。

　　杜维明:对，对话非常困难，就因为它是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国家。

　　历史地来看，美国本身的变化是很大的。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地方，现在讲西班牙语的人急速增加，而且美国现在的移民可以保持双重国籍，所以美国现在担心英语是否还能保持绝对主流的地位。

　　另外，美国白人信教的人数有所减少，其他种族的力量在不断加强。这种情况下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接受文化多样性，以多样性来作为美国将来发展的倾向;另外一种是更要坚持美国的文化特色。美国就是西方国家的典范，这两种力量在美国都很盛行，而且中间的矛盾冲突也很大。

　　"我是谁"

　　<21世纪>:也就是说美国自身存在"我到底是谁"这样一个问题。

　　杜维明:美国自身认同的问题很大。但中国也存在相似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媒体、政府和企业，要问一下自己，我要塑造的中国的文化认同是什么?也就是自我的形象是什么。国际上现在有人指责中国为了原材料和能源而四处投资，这也许是保护主义的言辞，但中国要问一下自己，我们的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在别国投资发展的时候，如何可以和当地居民一起达到共赢。现在中国在东南亚和非洲的外交都做得不错，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效果。

　　同时，中国国内现在遇到了不少困难，有贫富不均的问题，尤其是社会存在愤愤不平之气，还有比如说民营企业的问题，怎样给它一个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这些问题都要理性地讨论。

　　实际上，一个国家对内部问题如何处理，对其外部形象是会有影响的。现在的世界是完全开放的，任何一个地方不可能说是处于密封状态。

　　<21世纪>:您的意思是说假如一个国家在内部治理上很多问题处理得不好，那么外部的形象也会在国际上大受影响?

　　杜维明:对。公开性、透明度和信赖机制，这些都是要经过检验的，不能只是一时的策略。毕竟中国那么大，现在又有那么多不同的人从不同的地方来观察中国。

　　<21世纪>:现在美国保护主义很强，而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外开放、出口。但假如以后美国实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本质上对美国这也是不利的，但对中国也很不利，这会不会造成像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呢?

　　杜维明:不一定是文明的冲突，但激烈的贸易对抗会造成非常不好的情况。从中国本身看，出口增长很快，但内需不旺，怎么样可以把内需带动起来?为了寻找这两方面更好的平衡点，人民币的升值速度到底应该多大?当然，我不是做经济研究的，但这些变化都存在冒险性，都是变数。

　　但是我觉得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比如中美相互了解的过程中，中国心目中美国的形象确实经过了很多变化、冲突和矛盾，美国人认识的中国也是如此。但两国的形象在对方国的民间都有深厚的基础，应该在这个基础上慢慢的建构，大家可以以平常心来对待这个过程。

　　<21世纪>:其实现在对于国际上经常提到的中国的一些问题，中国自己也在不停地做努力转型，例如扩大内需、收入分配改革等，但您觉得速度是否可以匹配呢?

　　杜维明:这点现在还不能断言，国际的情况是一个变数，国内的情况也是一个变数。这里面的问题相当复杂，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暂时的解决，我想再往长一点看情况会好转。

　　<21世纪>:感觉您从长期来看还是稍微有一点乐观的。

　　杜维明:不能说乐观，我现在只能说目前有很多未知数。我们在现实上要考虑中国的困境，但是，总有一种向好的期待会成为指导我们如何应对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