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纪中:我还没有老

　　本报记者 万相辛

　　体育界的人都说，魏纪中的确为中国体坛和国际体育界做了些实事，所以近几年都尊称他为"魏老"。

　　但他并不觉得自己老。"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他觉得一个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始终向前看，才能做到淡泊名利，宁静致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蹊跷的是，2001年北京再次申奥的时候，北京市政府领导有意让他再次"披挂上阵"，他却婉言谢绝。理由是，"我确实老了，也许我的那些东西不再适合，不宜再上第一线。"

　　年龄并不是魏纪中退居幕后的理由。

　　"小子，我大你50岁，今年我才72。"他对记者说，"我是想让申奥团队换一张新面孔。让那些年轻的、能代表中国未来的新一代出现在台前。"

　　退居幕后之后，魏纪中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褪去眼镜，他从书桌旁翻出最近看过的书目，"以前，哪有这么多书啊!"

　　有一些记忆，永远值得铭记。

　　在他身后的柜子上，他与萨马兰奇的合影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相机快门按下的那一瞬间，这两个年轻人何曾想到，他们将改写体育的历史?

　　与同辈人相比，魏纪中是幸运的，机缘巧合之下，他有了选择自己职业道路的自由。

　　1958年，从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的魏纪中，本应该依照导师推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就职。魏纪中的一个朋友感叹:"除了自己的女朋友，当时我们不会有什么其他选择权。"

　　但魏纪中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国家体委。

　　这一选择，也注定了他一生的跌宕起伏。

　　邂逅萨马兰奇

　　因为法语方面的专业优势，魏纪中进入国家体委之后，并没有在排球管理中心待很长时间。"当时国际司有两个会法语的领导，还缺个'兵'，我就过去当'兵'。"

　　魏纪中对这次工作变动非常满意——自己有机会可以玩遍全世界!

　　然而与奥运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却让魏纪中的这些乐趣荡然无存。

　　上世纪50年代末，政治阴云始终笼罩于奥运会之上。

　　当时国际奥委会把台湾地区视为一个独立国家，这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中国要同国际奥委会终止一切关系，并要"对国际奥委会领导人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进行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审判"。魏纪中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把类似的外交辞令译成法语。

　　这让他异常郁闷。"这并不是我的强项，我学的是法语中的'文言文'，不熟悉这一类政治语言。因为语言缺乏'战斗性'，我翻译的稿子几乎不能用。"

　　中国体育在当时的环境中始终脱离不了国际政治的影响，这便是奥林匹克给魏纪中上的第一堂课。

　　1974年，邓小平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接手的第一个机构便是国家体委。邓小平对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王猛说:"我看要把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问题提上日程，我们不能总是在奥运会之外，要进去进行斗争和工作，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

　　军人出身的王猛，素来雷厉风行。魏纪中与他的领导宋中立即被送到了国外，为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进行"游说"。

　　在会见法国委员波蒙侯爵时，面对他家满屋子的中国的古文字画。宋中忍不住悄悄地说:"他祖上肯定是参加过八国联军的!"

　　波蒙侯爵只言古董，对恢复席位一事闭口不谈。魏纪中认识到，这些委员对中国的成见根深蒂固，一次谈话根本于事无补。

　　幸运的是，魏纪中邂逅了日后言必称"我是中国的朋友"的萨马兰奇。

　　不过，魏纪中对萨马兰奇的第一印象有些复杂。

　　当时萨马兰奇非常热情地表示:他非常支持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这让魏纪中听得心里暖呼呼的。

　　但他紧接着冒出一句:"等你们进入了国际奥委会，也要支持我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呀!"

　　魏纪中吃了一惊，生怕自己听错，连忙请萨马兰奇重复了一遍，心里笑道: "原来你也有求于我们啊"。

　　重返国际奥委会

　　得到萨马兰奇的支持之后，魏纪中的游说工作也算稍有眉目。但国内陡生变动，邓小平中断了对国家体委的领导工作，恢复国际奥委会席位的游说工作也随之流产。

　　魏纪中在国内过上了一段"安稳"的日子，无奈之下，只好把大量时间消磨在麻将桌上。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猛重新担任国家体委主任，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工作被重新提上日程。

　　魏纪中不会忘记国际奥委会委员西贝尔科给中国的帮助。"他是我们的兄弟。"

　　西贝尔科是当时罗马尼亚的高级干部，后转入罗马尼亚体育部工作，同时担任国际奥委会执委。他不仅为魏纪中提供了大量国际奥委会的资料，也帮助中国体育界与国际奥委会的对话延伸到更高的层次。

　　当时国际奥委会已经接纳了台湾，中国恢复席位之后，国际奥委会内势必会出现两个中国概念的席位。

　　魏纪中提出"中进台撤"的方案，但是部分国际奥委会委员对此存有异议，提出"我们不是联合国，只是民间组织，为什么你们进来一定要人家出去?"

　　西贝尔科私下提醒魏纪中:中国不能一个方案坚持到底，要有一些灵活性。

　　1979年元旦，叶剑英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在一个中国的大原则下，为台湾地区的奥委会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提供了思路。

　　可是对于台湾地区在国际奥委会内的名称，中国与国际奥委会再起争执。

　　中国奥委会不接受"台湾"这一名称，认为这有制造两个中国的嫌疑。

　　魏纪中临危受命，表明了我国的立场: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台湾地区一方的名称必须要以"中国"来限定。然而"中国台湾"的名称却又不能让台北当局满意。

　　西贝尔科建议双方各退一步，提出"中国台北"的称法。台北是台湾地区一方奥委会所在地，也是中国之内的地理位置。

　　邓小平最终同意了这种提法。

　　后来，香港自行车协会发起提案，要求恢复中国自行车协会在国际自行车联合会内的合法席位。"中国台北"的称法，在这个提案中第一次正式亮相。

　　那一刻，1979年8月31日当地时间下午5点半，这让魏纪中永生难忘。

　　1979年9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确认中国奥委会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奥委会，同时允许台湾奥委会在改变旗帜和歌曲的条件下，以"中国台北奥委会"名义，保留国际奥委会会籍。

　　强硬派魏纪中

　　1986年，魏纪中成为了中国奥委会秘书长。

　　为了参加1988年汉城奥运会，魏纪中希望突破政治障碍，先去参加汉城亚运会，为奥运备战。

　　当时韩国与台湾地区存在所谓的外交关系，台湾地区居然在韩国设有使馆。更为甚者，当时的韩国政府坚持称用政治色彩很浓的"中共"一词来指代我国。

　　魏纪中找到汉城亚运会组委会的梁部长(此人为外交部官员)，"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是中国台北，你必须给我们正名，否则我就告到国际奥委会，取消你们举办亚运会的权利。"

　　韩国方面最终妥协。

　　第二天，全汉城的报纸上都在指责"不太讲理的强硬派魏纪中"。

　　"强硬派魏纪中"甚至还惊动了韩国的情报机构。

　　从一位日本记者口中，魏纪中得知韩国津浦机场发生了爆炸，而在一天之后，中国代表团到达机场时恰好会经过爆炸地点。

　　通过各种渠道，魏纪中拨通了韩国安全局黄局长的电话。

　　"你怎么知道机场爆炸的?"

　　"有响声谁听不见啊?我要求马上见你，要保证中国运动员的人身安全，马上!"

　　事后韩国情报部门对魏纪中的神通广大颇为惊异，竟然动员全球力量调查他的"真实身份"。"我本来就是干体育的，随便他们去调查也是这个结果。"

　　中秋节那天，韩国人员出人意料地送来了很多月饼。大家都望着魏纪中，他说:"我先吃，有毒先毒我，运动员比赛要紧，你们别吃。"

　　后来才知道，只是韩方工作人员混淆了中国台北与中国代表团的驻地，本应送往当时在韩台湾地区使馆的月饼，阴差阳错之下送给了中国体育代表团。

　　梦断蒙特卡洛

　　1990年7月，邓小平在视察完为举办亚运会而建设的场馆后，半开玩笑说:"你们敢不敢去申办一次奥运会啊?"

　　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但是这句话已经在魏纪中心中生了根。

　　亚运会结束后，组委会班子骨干并没有解散，而是开始研究申奥的问题。

　　与北京市政府协商之后，魏纪中治下的中国奥委会，向国务院提交了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的报告，提出"开放的中国盼奥运"的申奥口号。

　　但魏纪中很快也认识到，申奥将是一场激烈的竞争。"道理很简单，连土耳其当时的人均GDP都高于我们，更不用提另外三个参与申办的发达国家了。"

　　魏纪中很早就嗅到了一种失败所独有的苦涩滋味，这在蒙特卡洛化作了泪水。

　　而申奥前期的种种曲折，似乎也一直在印证着这种征兆。

　　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一度被世界媒体炒作成为了政治事件。

　　很多政客和政治组织都发表了对北京不利的言论。"这些人专门针对北京。"

　　让魏纪中印象深刻的是，在国际奥委会决定主办城市的前4天，一家澳大利亚电视台断章取义地曲解了对北京市某领导的采访，提到如果北京拿不到主办权，就要抵制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作为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魏纪中马上赶往蒙特卡洛处理这条"爆炸性新闻"。

　　在立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魏纪中开门见山地提到:"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的16枚奥运金牌绝对不够，我们还要在亚特兰大拿到更多。"

　　此言一出，立刻招来外国记者反问:"澳大利亚电视台的新闻怎么回事?"

　　"这我哪知道，你问他们去，他们最清楚。电视新闻是可以剪辑的。别忘了，悉尼的主要对手正是北京。"魏纪中巧妙地化解了记者的诘问。

　　发布会之后，魏纪中马上安排北京市政府官员与亚特兰大组委会官员会面，非议迅速得以平息。

　　数天之后，萨马兰奇念出的主办城市不是"北京"——最后一轮投票北京只差悉尼两票。

　　据一位朋友说，非洲的一位委员在投票前突然有事回国。魏纪中想，如果这位委员是支持我们的，也许结果就会改变。

　　可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

　　申奥结果公布的一瞬间，何振梁面无表情，却泪流满面。儿童合唱团里那些为申奥助威的孩子们哭得声嘶力竭，"她们幼小的心灵禁不住这样折腾"。

　　魏纪中则说，最痛苦的莫过于欲哭无泪，自己当时就是这种状态，他觉得欠下了中国人民一笔债。

　　但国内媒体显得特别宽容，魏纪中说:"没有任何人骂我。"

　　回国之后，魏纪中并没有继续在最后一轮的票数问题上进行纠缠。他对媒体说:"这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多数选择，规矩摆在那里，我们应当尊重。不过，他们总有一天会选择北京。"

　　魏纪中明白，要想申奥成功，中国必须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威望。

　　二次申奥的幕后功臣

　　北京决定再次申奥之前很久，魏纪中就说过:再次申办奥运会的时候到了，错过这次机会北京一定会后悔。

　　他觉得:如今的中国比上次申办时更有底气。

　　在那个时段，魏纪中已不在中国奥委会挂职，但依然有接触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机会。

　　在与那些老朋友的交谈中，魏纪中敏锐地意识到:这次不是北京能否办成的问题，而是如何办好的问题。

　　婉言拒绝加入申奥第一线之后，魏纪中却在2000年开始负责测算和起草申办总报告书预算和市场开发计划。

　　"原有方案中人工、技术和竞赛费用的预算太低了。"他把奥申委官员领进了国际奥委会，希望进行一些调整。经过科学的计算，后来的预算增加了25个百分点。

　　预算上升在当时引起了诸多争议。

　　魏纪中觉得，预算上升是有科学依据的，遵循着"量入为出"的原则。"当初的方案，不会造成赤字，还会获得1500万美元的盈余。"

　　经过同巴黎、大阪、多伦多进行对比，北京的预算要少于这些竞争对手，接近于伊斯坦布尔。"如果从国情和国家的容量来看，这样的预算应当可以接受。"

　　2000年末，北京奥运会申办报告进入到了最后的翻译定稿阶段。定稿小组的组长何振梁突然抱病住进医院，定稿的重任最后落在已经65岁的魏纪中肩上。

　　2001年新年，成为了魏纪中一生当中活得最累的一段日子。

　　他把自己关在了酒店的小房间内，坚持全天校稿。

　　"累了就睡会儿，饿了就酱牛肉加啤酒充饥。"他觉得牛肉最有韧劲，而啤酒能提神。涉及到申奥报告中的一些专业知识，他甚至要半夜电话连线各位专家进行确认。他还要将中英法三种版本的报告逐字逐句进行对照，并在每页复印前进行签字。

　　2001年1月4日午夜，定稿完成。魏纪中终于睡了一个踏实的好觉。

　　尽管往事记忆犹新，但魏更愿意眺望即将到来的2008，魏说他那时最大的心愿是，"坐在北京奥运指挥中心，充当一名高级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