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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井喷”时代初现?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23日 14:05 中国经济时报

  ■本报记者黄胜利

  近年来,李连杰、李亚鹏等知名影星高调宣传其慈善事业;浙江数位企业家出资上亿元做慈善;民政部力挺中国慈善排行榜……这一切是否昭示着中国公益事业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民间组织发展的春天已经到来?

  公益井喷

  2008年元月份,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大一学生刘璐,在备战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时,还会抽空跟朋友回顾总结她这学期的课外活动。

  这学期,刘璐在学校自主成立了一个名叫“拾贝”的公益组织,这个公益组织的主要活动是组织同学收集校园的饮料瓶,将饮料瓶变卖后,资助贫困地区农村的适龄儿童。在假期里,刘璐会和“拾贝”的成员们一起走访这些贫困儿童,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这一学期的活动,使刘璐对公益活动有了许多切实的想法,她计划着新学年里,“拾贝”能在校团委注册成功,并能开展新的活动项目。

  作为民间组织雏形的大学生公益社团,既是民间组织的一种特殊形式,同时也充当着民间组织后备力量的“培训营”,它成为大学生与社会广泛接触的一个途径。

  2006年9月,为了加强高校公益社团与社会公益机构的合作交流,沟通各个高校之间的公益资源,北京十三所高校公益社团成立了中国大学生公益论坛。2007年6月,武汉十余所高校公益社团举行了首届武汉地区公益社团发展促进会议。

  与此同时,我国非公募基金会(以公民个人或者企业名义创办的基金会)发展迅速。据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国有公募基金会795个,比上年增加3.1%;而非公募基金会349个,比上年增加71.1%,在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社区、扶贫等领域社会公益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07年4月,“王振滔慈善基金”在北京启动,这是中国民营企业家首个非公募慈善基金会。该基金会以2000万元作为创始基金,主要用于宣传慈善事业、向社会贫困群体提供帮助、奖励为慈善事业做出贡献的人才。

  是年,新启动的还有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中国传媒大学教育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等一批非公募基金会。

  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4个城市,企业向基金会等慈善组织捐过款的总体比例为41%,捐过产品或物资的总体比例为64.9%,2006年整体捐赠数额大幅增长,年度超过1亿元的捐赠将近10笔,“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提升成为公益事业发展的新特点之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表示。

  “企业家的捐赠正在向专业化、组织化的方向转变;企业参与慈善事业正由道德义务向战略转变。”《公益时报》社社长刘京对于企业家参与公益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2006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6年底,中国民间组织数量总量达到35.4万个,比上年度增加10.6%;全国共有社会团体19.2万个,比上年增长12.3%;全国共有民办非企业单位16.1万个,比上年增长8.8%;全国共有基金会1144个,比上年增长17.3%。

  对此,相关人士称为中国“公益井喷”时期到来。

  艰难发展

  “中国还远未到公益事业井喷时期”,王名表示,近年来慈善事业出现了一些利好的现象,只是表明公益事业开始活跃起来,并透出形势好的迹象,而社会组织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建立,则有赖于一定的政治环境。

  2006年,美国慈善捐款近3000亿美元,而中国捐款不到100亿元,“实际上,中国离公益事业发展的‘井喷期’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王名对比美国分析道。

  近年来,中国每年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新增民间组织约4万个,以每年10%-15%左右的速度递增,但从统计数据来看,每年有2万个左右民间组织注销,民间组织生存与发展仍受到巨大挑战。

  “民间组织的发展受到综合因素的制约”,王名分析到,首先民间组织外部的法律环境发展滞后。在NGO组织管理、财务和税务、收支管理、募捐与捐助政策、对志愿者及其活动的社会认可、对NGO的评价与监督体系等方面,政府都没有建立有效的规章制度。

  与此相对应的是,政府对民间组织严格控制,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民间组织登记注册由各级民政部门来管,而日常性事务由业务主管单位来管,在成立登记时,发起人必须要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

  此情形下,中国的民间组织10%是正式注册的,而90%都不能注册,这就导致大部分民间组织或以工商注册的形成存在,或完全不注册而处于非法状态。基于此,对民间组织的监管就成了问题,这一因素逐渐影响着民间组织的公信力,这也是当前国内民间组织很难发展壮大的原因所在。“能大规模动员志愿者的民间组织少,民间组织自身组织发展能力又有限。”王名表示。

  “虽然国内民间组织数量不少,但是它们力量薄弱,支离破碎地分散在全国各地,很难成为一个整体独立的第三部门。”众多专家表示,从事民间组织工作,除了奉献等精神层面的素质外,更需要扎实的技能和职业精神,然而当前中国专业的社工人才奇缺。

  “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曾算了一笔账:美国1000人里有两三名专业社工,按此比例,中国的社工专业人才需要300万,而现在中国社工专业科班出身的,总共不到10万,当前开设社工专业的学校不到200所,每年培养专业人才1万多人,更糟糕的是,这些学生,10%可以找到社工的工作,90%会改行。

  当前,民间组织的工作更多的是替政府拾遗补漏,如捐资助学,救助弱势群体等,这些本应由政府的教育部门和行政部门来完成的工作,因为管理的不完善而交给了NGO承担,而西方的民间组织常用的策略是动员公众,对政府形成一定的民众压力,从而达到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目的。

  社会建设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学界认为,社会建设既能弥补政府失灵,又能弥补市场失灵,相对于政府行政运行,它的运行方式能够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相对于市场调节,它的调节方式更能够保证社会公益的目标。

  近年来,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态度趋向认可,逐渐认识到民间组织的作用。

  2004年3月8日,新《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基金会的官方色彩,该条例将基金会分成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基金会两类,非公募基金会从此破茧而出。

  2005年11月20日,中华慈善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公布了我国第一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0年)》,对今后5年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总体要求、目标原则和政策措施。

  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7次提到“发展社会组织”。

  然而,“中央出台的文件,有时很难在地方上落实。”王名分析到,政府的重视和相关利好政策法规的出台,对民间组织的发展环境虽然能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但离民间组织发展的理想环境仍有很大距离。

  “政府支持力度仍然很有限”,北京丰台利智康复中心主任肖培琳表示,这位多年从事公益事业的民间组织管理者,最近显得有些烦躁,原因是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给她的管理带了新问题。

  肖培琳告诉记者,如果利智康复中心严格按照新《劳动合同法》运行,其员工工资支出将占总经费的50%,而当前员工工资支出占总经费的30%,其经费才刚好够组织的运转。

  在肖看来,政府所提出的对慈善事业进行具体的支持措施,很多仍只是一个愿景,资源的紧张与不足,使她对组织的管理时常感到力不从心。

  近年来,上海、深圳等地开始试行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的举措。

  深圳市所推行的是社工制度,其具体运作方式为:在学校、医院、社会福利与救助、社区等领域中,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民间组织聘请社工提供服务。深圳市计划2009年其社工工作全面铺开,政府将从大量具体的公共服务领域退出;三到五年内,要建立起具有深圳特点的社会工作制度体系。

  “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是一种趋势,也是政府公共服务改革的一种很好模式,”王名对此评价道。

  而对于民间组织自身的发展及能力建设,王名发表他的看法:民间组织要建立与企业、政府的跨越合作。民间组织的负责人要成为社会企业家,不是社会活动家,是公益事业的创业者,同时也是政治活动家,去说服政府相关部门并与其合作,让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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