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世主：克隆一个还是挺身自任？

　　本报特约书评人 江晓原 本报摄影记者/杨彦

　　王晋康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7年8月第一版救世主在西方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概念，也是西方文学艺术中常见的主题之一。但在中国文化中，似乎没有这样的传统母题。即使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也是外来的。再往后，我们从小就在“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的教育下长大，救世主的母题就更无法容身了。

　　最近法国迪迪埃·范考韦拉特的畅销科幻小说《克隆救世主》，已经荣膺诸多奖项，在法国引起轰动，在救世主这个母题上又出新意。小说开头的场景，是描写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布什的交接班：

　　（克林顿）交代了发射原子弹的密码、设备的工作状态，还有几份总统才能过目的国防高度机密情报……又向四周最后环视一圈，转身朝大门走去。他走出两三步，突然回转身来，再次打开皮箱，不动声色地说：“啊，对了，事实上，我们克隆了耶稣。”

　　小说的“科学根据”，就是今天的克隆技术。克隆生命既已成为现实，我们为何不能为人类克隆一个救世主？而救世主的基因也不难找到，意大利都灵教堂中那块著名的“耶稣裹尸布”上就有耶稣的血迹——当然，那块布究竟是不是真正的“耶稣裹尸布”，学术界一直是有争论的，不过写小说嘛，就不用顾虑太多了。

　　迪迪埃·范考韦拉特其实是想用类似《侏罗纪公园》的故事，来讨论类似《天使与魔鬼》的主题。从克隆恐龙到克隆救世主，是想象力的一个巨大飞跃，这个“故事平台”远比《侏罗纪公园》来得惊心动魄，而且可以容纳多得多的文化内涵，确实是一个天才的想法。从编故事的角度来说，也提供了更为宽广的空间。我们可以问：科学与宗教能不能相通？从技术性的层面上来说，当然可以找到相通之处，比如艺术表现手法中要用到科学的工具或方法，或者神学论证中的逻辑推理在科学中也同样需要之类。但是从最根本假设上来看，科学与宗教是无法相通的。

　　因为科学假设了有一个纯粹客观的外部世界的存在，这个外部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这个外部世界是有客观规律的，而且它的规律是可以被我们认识的，这些规律可以通过实验、观测等等的手段去逐渐发现并且用数学工具进行描述的——科学活动就是寻求这些规律。而宗教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假设。“神迹”就是对这种假设的直接否定。在宗教的假设中，外部世界既可以因为神（上帝、救世主、耶稣）的意志而改变，也可以因为人的祈祷、信念等等而（借助神来）改变。

　　我们来看《克隆救世主》的故事，就会发现作者“不怀好意”地让这两种假设直接冲突起来——克隆出一个救世主，是一项纯粹的科学活动的结果，但是这个救世主却可以行神迹，那岂不就是说，科学活动的结果，可以摧毁科学的客观性假设？作者既然已经成功地达到了“挑动科学斗宗教”的结果，他自己当然就可以“全身而退”，用不着再明确表示什么立场了。

　　我前些时候曾将20世纪以来幻想小说和幻想电影中的乌托邦-反乌托邦作品谱系梳理了一遍，还在文章中感叹说，我们中国人除了先贤在《礼记·礼运》中留下的那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外，中间除了康有为的《大同书》之外，连一部带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小说也未能产生，以至于对整个乌托邦-反乌托邦思想传统几乎毫无贡献。谁想到我那篇文章才发表没几天，就被证明我是说错了——中国科幻作家的反乌托邦新作已经闪亮登场！而且也接触到了救世主这个母题。

　　中国目前最优秀的科幻作家之一王晋康的新作《蚁生》，如果事先不知道这是科幻小说，一直读到将近一半的时候，还会以为是一个怀旧的爱情故事。然而作品的“峥嵘面目”在后半部中豁然显露，而前半部分的爱情故事则构成必要的铺垫。整个故事相当有力度。《蚁生》是一个反乌托邦的寓言——而且是针对中国国情的反乌托邦寓言。

　　我们以前很长时间试图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狠斗私字一闪念”来要求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以为这样就能够建设起一个理想社会。这样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蚂蚁的社会，所以《蚁生》中的“蚁素”，可以说就是一个关于“文革”时代理想社会的隐喻。而“文革”十年动乱的结果，是人性扭曲，罪恶横行，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宣告了这种尝试的彻底失败。

　　小说中的男主角颜哲，用他那被迫害致死的昆虫学家父亲留下的“蚁素”，将他所在的农场改造成了一个“小伊甸园”（让农场职工们都吸进了“蚁素”），他自己则成了这个伊甸园中的上帝——救世主。这个伊甸园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乌托邦。一开始，那真是“比白雪更纯洁，比水晶更透明”，这个乌托邦也成了颜哲的精神寄托。然而，就像所有的乌托邦都注定要失败一样，小说中的这个“理想社会”也无法持久。

　　科幻作品可以有三重境界：一、科学境界，即呼唤、歌颂科学技术；二、文学境界，让科幻作品自立于文学之林；三、哲学境界——也是科幻的最高境界，主要表现为反思科学技术的滥用及其自身的负面作用。《蚁生》毫无疑问已经进入了第三重境界。

　　恰恰是由于科学技术已经飞速发展到 “走在时代前面”，对科学技术的滥用及其自身负面作用的反思就显得极为必要和迫切。科幻的这一历史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