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碗还能“铁”起来吗？

　　张文魁：当前，身份制度的改革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局面。延缓身份改革是对“保护民生”的误读

　　【背景】自2008年1月1日起，《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与劳动者息息相关的新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正式实施。

　　从立法审议阶段的利益博弈，到法律出台后一些公司采用“集体辞职”等规避手段，围绕《劳动合同法》一直争议不断。观察者普遍认为，《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使得法律的天平微妙地向劳动者倾斜。

　　《劳动合同法》中，有关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规定最为引人瞩目。

　　所谓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对于企业来说，非法定事由不得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此，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被一些企业视为洪水猛兽，2007年发生多起大公司集体辞职、集体裁员事件，被舆论普遍解读为规避《劳动合同法》，尤其是规避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行为。

　　根据《劳动合同法》，在三种情况下，劳动者有权要求企业签订或者视为已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是用人单位与职工签订已连续两次签订固定期限合同；二是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三是如果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研究员认为，当前，身份制度的改革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局面。过去30年，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逐渐打破了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最近它们却出现卷土重来的苗头。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就产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他说，这些现象是在“关注民生”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不能不说是一种对于何为真正保护民生的理解偏差。

　　他说，近来，“华为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单位对这件事情非常关注。“华为事件”发生后，很多公司的劳资负责人明确表示，今年不能进人了，以后进人也要慎重、慎重、再慎重，能不进人就坚决不进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大家很容易从表面上看问题，认定《劳动合同法》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其立法意图也应当如此，但实际效果可能恰恰相反，它至少在某些方面、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伤害了劳动者。今年大学生毕业生严峻的就业形势也许会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他说，过去30年的改革，可以看作两条主线在齐头并进：一方面是产权制度的改革。产权经济学认为，没有产权就没有交易，也就没有市场，因此，产权制度改革得到了很多人的重视。其实还有另一项意义更加深远的改革，即国民的身份制度改革。过去30年的身份制度对于中国发展的促进意义丝毫不亚于产权制度改革，形成了具有流动性的身份制度，从而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活力的极大提高。在改革前，农民被禁锢在土地上，身份制度被打破后，他们可以考大学，进城务工，当公务员。特别是在1992年之后，我国的身份制度的改革向城市蔓延，城市居民长期以来固定化的身份制度逐渐被打破，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通过支付补偿金和实行劳动合同制等方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流动性，甚至事业单位职工的身份也具有了一定的流动性，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的改革主要是在财产关系改革的话，那么，此后，身份制度改革取得的进步是显著的。身份制度改革总的方向是打破身份的固定性、增强身份的流动性，这样才能使社会生产中最重要的要素——人力资源实行市场化，并使其资本化，人自身就会不断努力上进来实现人力资本增值并获得更大的回报，从而出现个人奋发进取、社会活力洋溢的局面。否则，就会出现一个个人懒散松垮、社会萧条沉闷的局面。

　　他进一步指出，从中外历史来看，所有赋予社会活力、促进社会进步的重大改革，无一不是身份制度的突破式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商鞅变法等社会改革的实质就是身份制度的改革。如今，法国总统萨科奇推行的改革也是要改革人的身份。更早一些的日本小泉改革也同样如此。更典型的是，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推进的私有化改革，一方面是搞产权改革，另一方面也是身份改革。撒切尔夫人本人非常推崇维多利亚价值观：你不能躺在身份薄上享受，不能把身份本身和身份赋予你的利益固化下来。原来，在英国，工会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英国有种说法是，三种人不能动：皇家近卫军不能动，天主教不能动，矿业工会不能动。结果，改革把工会力量大大弱了，把矿业工人享受的不合理利益格局改掉了。整个社会经济因而充满活力。总之，从古至今，从中国到国外，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一定是国民身份制度具有流动性的社会。■

　　 《财经》杂志记者 杨哲宇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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