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保关系国本

　　面对1.5亿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其解决难点与中国城市化战略有关，也与社保体制内外划分有关

　　【网络版专稿】社会保障已经成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热点问题。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中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比较低，在城市只有不到一半，在农村刚刚处于试点阶段，对农民工则仍在探索。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硬碰硬”的时期，如果社会保障问题解决得不好，其后果可能会十分严重。

　　不往前推进是没有出路的。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人的问题不保，国的问题也很难保。面对1.5亿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一件天大的事情。而这个问题在长达一代人的时期内没有得到解决，本就令人难以理解。从政策层面上看，真正对农民工问题开始有所重视是从2003才开始，而此前，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已做出重大牺牲。

　　社会保障是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基本手段。从经济学理论上说，不论是个体保障还是社会保障，都必然要进入经济增长的成本。也就是说，不存在保障有没有钱的问题，只存在“保命钱”怎么花的问题。当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企业不给他们“保命钱”的时候，那无非就是老板把他们的“保命钱”当成了企业的利润。

　　时下，很多企业退休的老职工拿不到或不能全额拿到微薄的退休金，事实上也不是没钱，而是“保命钱”早已被当成投资了，账面上是空的而已。国家之所以要求企业改制的钱首先要用来充实社保资金，用来安置下岗工人，无非是把存量资产变现为流量资金罢了。

　　克扣社保资金，就企业来讲，可以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效益提高；就农民工来讲，则是多担成本、多吃苦。我们可以算一笔小账：如果企业已往为每一个农民工一年上缴500元的社保金，平均按20年算，农民工总量平均按6000万人统算，总资金量就是6000亿元。如果再加上医保、失业、工伤、劳保福利、超时等方面的付出，足见农民工在高经济增长中所承担的成本之重。

　　农民工社保解决的难点与中国城市化战略有关。当前实际实施的城市化战略是，只用农民工的黄金劳动年龄区段，一旦过了这一年龄段，就被解雇回农村。这是造成目前农民工流动性过高的根本原因。由于正在实施的社保资金统筹是以省为单位，跨省支付社保基金就成了问题。另外，农民工打工往往是不连续的，甚至在一年内也是不连续的，或者并没有干满15年，即使干满15年，农民工回村后如何与农村的新社保方案接轨，在社保金支付方面均难以解决。

　　另外一种思路是把农民转变成市民，其社保在城市统一解决，城市“开门”、农村“断根”。这无疑是方向性的解决办法，但目前的城市化战略并没有做好这方面准备，或者说，这一问题事实上还存在较大的争议。

　　以往中国的社保体制不仅仅是按城乡来划分的，准确地说，是按体制内和体制外来划分的。比如当时的国营企业工人，只要进入了企业就成了所谓正式职工，在社保福利上就纳入了国家的统一管理。如果没有进入这一体制，即使是城市户口，也不享受社保、医保、劳保的各项待遇。

　　现在的农民工，虽然在城市企业中劳动，即使是在国有企业中劳动，基本上也均被排斥在体制之外。问题在于，体制内的社保标准不宜降低，但农民工的社保、医保在短期内恐怕也难以与体制内的标准接轨取齐，这就形成了同样的工作下却出现了两种社保标准，这与“同工不同酬”是一样的问题。

　　总之，农民工也好，城市工也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庞大的人口群体，对他们的问题不予重视，不解决好他们的生产、生活问题，让他们的家庭生活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其后果一定是全局性、系统性的。■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