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央歌

　　听闻鹿桥的《未央歌》终于在近日得以与内地读者见面，感慨良多。一方面，就像黄舒骏在那首经典的《未央歌》里的第一句所唱“当大余吻上宝笙的唇边，我总算了了一桩心事”，一块在很多人心里晃悠了很久的石头好歹落了地；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怨它来得太迟，错过了上至与书中人物有着相同经历的老爷爷老奶奶们、下至听黄舒骏长大的“70后”们的最佳阅读时光，甚至没有赶上2007年纪念西南联合大学成立70周年的小高潮。

　　上世纪90年代初刚上大学的时候，“唐朝”和“魔岩三杰”还没出专辑，在北京的高校里被广大文艺学子翻录得最多的音乐人，除了崔健、罗大佑，就是黄舒骏了。黄舒骏的其他歌倒很容易理解，《椰林大道》、《雁渡寒潭》、《三跪九叩》、《少年狂想曲》、《恋爱症候群》之类的，喜欢听的人几乎首首能唱，甭管歌词有多饶舌。唯独《未央歌》，虽然曲调很有杀伤力，听久了也能唱全，可是完全不明白自己在唱些什么，大余、小童、大宴、伍宝笙、蔺燕梅……一大串毫无背景的名字压缩在一些听起来很沧桑的句子里，倒是颇有“陌生化”之美。

　　随着年龄慢慢变大，在早年听过的黄舒骏的歌里，最耐听的还就是这首《未央歌》，醇厚、地道。过了很多年才知道，原来这首歌是有“潜文本”的，它是对鹿桥小说《未央歌》的民谣版浓缩，歌词中那些被我们强行消化掉的名字，原来都是小说中的人物。真神奇，无意中裹挟进记忆里的谜，往往都会像定时炸弹一样，在多年后炸开一个新的知识。

　　可是知道了黄舒骏的《未央歌》和鹿桥的《未央歌》之间的纽带又有什么用呢？仅仅是知道而已。《未央歌》是一部以西南联大为背景的经典校园小说，成书于1945年，可是由于历史的动荡，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分别在香港和台湾推出繁体本。一经出版，港、台二地（尤其是台湾）的青年就将之视为最基本的青春读本，奠定了一代又一代大学生对校园生活的想象，港台的大学之所以呈现出比内地的大学更加“天真”的校园氛围，和这本书的广泛传播有必然的关系。这本书在内地之外的现代文学史叙述中地位堪比《围城》，可是在内地却一直处于缺席状态，即使通过传唱黄舒骏的歌对主人公的名字烂熟于心，小说里的西南联大生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依然无缘获知。每当与港台友人提起内地至今还未出版《未央歌》，不管对方什么年龄，都会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怎么可能？大学生不知道《未央歌》还是大学生么？”

　　这几年来，对西南联大在中国现代教育史、文化思想史上的意义，人们有了越来越深入的共识，然而对西南联大特殊意义的“追认”，大多集中在“大学”的层面而非“校园”的层面，前者意味着家国理念、知识分子精神、大师与杰作、绝学与承传等等，后者则更能直接地呈现出学子们日常生活中的幻想与恪守、理智与情感。对“大学精神”的弘扬须以对“校园生活”的确认为基础，而《未央歌》在纪念西南联大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中的缺席，则多少反映出我们在解读“大学”一词的时候出现的一些症候。

　　事实上，在对西南联大的缅怀中所出现的远不止这点小症候，还有更多稀奇古怪的“杂音”。最近看到新闻报道说，云南省某政协委员提议在昆明重建西南联合大学，认为西南联大是“昆明的一块教育品牌”，必须使之再度成为可资利用的教育产业资源。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顽强运转的知识与文化载体简单地看作地方性的“教育品牌”并将其资源化、可开发化，实在是让人怀疑他到底明不明白西南联大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到《未央歌》。在知道歌与小说的关联之后，《未央歌》像一根神秘的纽带在我周围把早年间喜欢黄舒骏的人都串联了起来。2000年，我的一个朋友专门托人从台湾带了一本鹿桥的小说，他一时间成了我们这个无形的“黄舒骏《未央歌》爱好者协会”的领袖，到处向人展示书中手绘的西南联大校园地图。“协会”中一对夫妇在借读了鹿桥的书以后，也以自弹自唱的夫妻二重唱版《未央歌》作为家庭聚会的保留曲目。一晃八年过去了，内地版的《未央歌》终于出来了，而那个第一个为我们带来小说《未央歌》的朋友早已车祸失踪，不知是在人间还是仙界，二重唱的夫妻也已劳燕分飞，美妙的弹唱不复得闻。面对这本新推出却又熟悉无比的《未央歌》，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去读它，还会不会感到一种东西叫做未央。

　　（胡续冬 诗人 北大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