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 经济学家放眼量

　　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1949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再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今年的2008年，中国近代史上总是以30年作为历史变革的一个基点。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坚持不懈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得我国综合国力有了飞速的提高，但在发展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持续发展的新问题。

　　那么在下一个30年里，中国又将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继续挺进呢？1月12日，在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包括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轼等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以“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为主题共论未来。

　　吴敬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他们两人同在1930年出生，籍贯同是江苏，也同样是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重要影响的经济学界泰斗。

　　但多年来，两人在对经济发展和改革上却有很多对立之处，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牛市崩盘时，吴敬琏称“中国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后厉以宁等经济学家联手反驳吴敬琏的股市“赌场论”，称吴敬琏的看法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至此吴、厉二人的矛盾开始公开化，并且在近10年间再也没有公开对话。

　　直到今年1月12日，这两位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终于在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进行了近10年来的首次公开对话。对话中虽仍在一些经济问题上各持己见，但对于我国改革中所取得的成功和现存的部分问题也达成了共识。

　　吴敬琏、厉以宁10年首次共论改革得失

　　30年以来最成功的 三项改革

　　厉以宁：第一个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农村家庭承包制，在当时的条件下要通过农民的积极性调动来促进农民的生产，打破从前人民公社下大一统农业的情况；第二个大成绩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由于股份制改革的推进，中国有了证券市场，尽管在当时还是很不完善，但是毕竟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第三个是民营经济的兴起，70%以上的新增劳动力岗位是在民营企业中，很多城市中它的税收是民营企业提的，我们的出口很多是民营企业起的作用。

　　吴敬琏：第一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商品经济是我们改革的目标；第二是1994年，根据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这个决定进行的全面改革；第三是根据1997年的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改革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30年以来仍未解决的三个不足

　　厉以宁：第一个不足之处是城乡二元体制基本上没有触动，因为农业的承包制还是在承认城乡二元体制的前提下提出的，因为城乡二元体制没有触动，所以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城市化速度比较慢，还产生了一些权利不平等，比如像农民工这样的问题；第二个不足是国有企业改革过程当中也存在着问题，行业垄断很明确，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这种行业垄断，特别是跟行政的垄断是比较难分的，这种还需要进一步改革；第三个不足是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财政困难或者其他原因，因此推行得极慢，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现在条件好了，所以要关注民生问题。

　　吴敬琏：第一个不足是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太迟缓了，碰到了很多的阻碍，部门从自己的工作方面，从自己的权利，从自己的利益着眼太多，所以就愿意保持旧体制，所以使得迟迟不能实现；第二个不足是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到位，比如说农地的产权问题，我的提法就是说把田面权还给农民，所谓田面权就是永久的使用权，这是跟经济学上说的跟地租相联系的产权；第三个不足是法治建设仍不完善，如果不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我们的市场经济就会变成一个早期市场经济，甚至不是市场经济。

　　国家、企业、个人三方面需解决的问题

　　厉以宁：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当前最要解决的我认为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同时对人民最关心的教育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这些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从企业方面来说，应该尽自己最大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企业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要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因为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我们才能够在世界立于不败之地。

　　对个人来说，应该加强信用教育、信用的建设，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是处在一种信用危机上面，那这个社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吴敬琏：政府的关键问题是自身的改革，所谓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要按照人民的付托去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那些不该管的事情要尽快地退出来。比如说价格，价格问题宏观的方面是价格总水平，这是宏观的方面，这是政府应该管的，价格问题的微观方面是个别价格，那个不是政府管的事儿。

　　对于企业来说，关键是我们的企业家，在这样的环境下不是站在一个民族的立场或者企业家整体的立场上，去顺应扭曲了的环境，说得不好听叫同流合污。勾结官府是中国历来做生意的人的一条秘诀，但是这绝不是我们现代的企业家安身立命之本。因此企业应该站在我们整个民族，甚至站在整个企业家群体的立场上去改变这个环境。另外，人还是有一点精神的，要注意，君子好财，取之有道，还是要讲原则。

　　对于我们个人，应该在每一个岗位上尽我们的本分，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当然也要关怀整个社会，使得我们整个社会好起来。

　　垄断资源行业是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秘书长樊纲

　　“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确实不仅仅是属于要素投入的结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秘书长、著名的经济学家樊纲表示，虽然在过去平均每年9%-10%的增长速度当中，要素投入还是主要的部分，但城市化的因素，同样正在起到更大的作用，会支撑经济的增长。

　　“在我看来，中国的改革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即使在经济体制的领域里面，仍然有很多东西可以改，仍然可以释放出大量的效率，仍然可以去通过制度的改革去改变各种各样的激励机制，改变我们的经济结构，来消除各种各样的扭曲，来使中国经济的增长能够进一步提高。”樊纲说。

　　例如体制因素——樊纲在谈到有关市场化时表示，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改革体系的进一步改革，还有多少事情可以做，我们还有多少价格是扭曲的，多少政府还在那里管制着，从政府改革来讲，我想现在下一步应该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怎么提高政府效率、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在GDP当中所占的比重。

　　在解读国有企业如何实现市场化时，樊纲建议，资源本来应该是全民所有的，但“在我们这个制度下都是企业的收入，资源如果溢价的话，价格上涨，这些收入主要应该归国家所有，而在我们的体制下现在都变成了企业的利润”。

　　“第二，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利润，特指是资源行业的国有企业的利润又是不分红的，于是就在这样一个财税制度体制下，中国经济学家呼唤新一轮的财税改革，财税改革有很多内容，包括对资源要收租，对资本要分红，然后要理顺中央地方的财政关系，要约束政府的支出行为。”樊纲认为，通过政府财税体制的改革和财税效率的提高，中国的经济增长才能够可持续。

　　樊纲说，要想保持今后10年、20年或者再一个30年的高增长，中国还要继续改革，而这些改革也许会更难。

　　改革还需循序渐进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都达到了。”在日前举行的“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论坛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如是说，但是中国很多根本的体制问题，比如说产权还没有私有化，市场是双轨制，经济体系当中还存在着根本的矛盾。

　　林毅夫表示，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当中，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应该可以不用靠任何外在的保护或者是鼓励和推荐，就可以在市场上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预期竞争力。“也就是说，如果它管理好，那么这个企业在竞争的市场当中就可以赚钱。根据这样所建设起来的理论体系，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个企业在市场当中不赚钱的话，它得到的结论一定是它管理有问题，当然，是什么东西造成管理的问题呢？”

　　但是，在转型中的国家，实际上它有很多企业即使管理没有问题，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它即使管理没有问题，它也有可能没有办法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

　　这种现象必然需要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来改革比较好？林毅夫表示，渐进的改革更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由于企业没有自身能力这是一个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存在于转型中国家普遍的一个现象，因此我们在进行理论思考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暗含的假设放弃掉，来研究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现象，它背后的企业到底有自身能力还是没有自身能力。如果没有自身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要进一步去追问，它没有自身能力的原因是什么？

　　他表示，在一个国家转型的过程当中，由于当初推行的战略必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遭遇到很多干预，从而形成很多经济效率的损失。“但是我们在推动改革的时候必须了解，这些干预是内生的，对于内生的制度安排如果要改变它的话，必须从造成外生的原因着手。”

　　林毅夫说，我国国民经济当确实也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的效率一直没有提高，地区城乡的差距是在扩大，环境恶化也是越来越严重，但国内生产总值反而是以更快速的速度在发展。这就是我们在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作为经济学家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一些反思的一个时刻。

　　商报记者 任思强 朱裴/文

　　车亮/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