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的我们，被时尚消费

　　

孙甘露 本报摄影记者/杨彦从孙甘露作品集出版到“开端与终结：孙甘露与80年代先锋文学的命运”研讨会召开，其间隔了长长的五个月。这些日子里，孙甘露病着、慵懒着、疏离着，远离媒体的视线，安静地品尝着夏秋冬的城市滋味。

　　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研讨会现场，作家王安忆忆起青年时的孙甘露，“那时候他很年轻，一头卷发，穿着牛仔裤，很帅气”。上世纪80年代，“乖孩子”孙甘露在姿态叛逆的先锋文学阵营中扮演了一个温和的角色，却以《访问梦境》、《我是少年酒坛子》、《信使之函》等作品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位置：那种错位、那种沉着、那种“比缓慢更缓慢”的调子。

　　20年后再看，温和的孙甘露的姿势却始终那样坚持。甚至当研讨会主办者将“终结”两字与先锋文学连用时，孙甘露的态度依然乐观：“我们不是孤立的。”50年，他从未离开上海，上海逐渐成为笔下的流水。只是，以往作品中对世界的隔阂，演变为与城市的隔阂。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蔡翔用“离散”概括孙甘露与上世纪80年代先锋作家的写作：“这种离散并非表现在空间位置上，而主要是反映在空间上，反映在历史时间上，反映在他对历史写作的新的态度上。”

　　这种离散被写作、被消费，在孙甘露身上，则被凝固。

　　《第一财经日报》：西方作家如奈保尔、石黑一雄等，都有一种离散的生活经验，然后反映到作品中。而中国作家久久沉浸在乡村生活经验中。说到“离散”，两种离散有何不同？

　　孙甘露：中国当代小说依然是农业型的、农村故事的写作，都会经验严重匮乏。这种经验匮乏并不是在大城市生活就能解决的。你看那些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大部分都和农村生活经验有关，或者说，它是类城市经验。

　　城市生活有一些基本形态，比如说，离散的状态。在中国，离开原来的地方，从偏远地区来到城市，很普遍。但这些体验更多被描述成从乡村到城市的形态，而不是像奈保尔、萨义德那样，存在一个国族的概念、家园的概念，然后离散就表现为到一种相异的环境、相异的语言中去。他们的离散是世界背景的。

　　《第一财经日报》：你一直在书写上海，也曾说过“在某种意义上，上海就是我的世界”。写作时，如何设定自己与这座城市的距离？

　　孙甘露：对我来说，我接触到的世界就是上海。我的经验、我的感受、我的感官，从日常角度来说，它们所面对的首先是上海。所谓写作都是试图挣脱出来的尝试。

　　我没有异地生活的经验，但在精神上，又特别认同“离散”状态，像在奈保尔、库切、石黑一雄、艾柯等人身上体现出的那种特质。

　　《第一财经日报》：王安忆说“当年先锋文学中的很多概念，经过二三十年，都变成了时尚的元素”。能具体谈谈吗？

　　孙甘露：我觉得有个典型例子可作为样本，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

　　在她的时代，有很多和她同样重要的作家，譬如罗伯·格里耶、萨洛特、科洛德·西蒙等，她前后的作家就更多了。为什么杜拉斯在青年人，尤其是青年白领中特别流行？她的感情方式、她的法国背景、她在东方的经历、她和华裔男人的爱情，或者说她离散的背景、她的文笔、她很著名的段落：“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对我来说，我觉得你比年轻时还要美，我爱你如今凋残的容貌胜过你昔日的红颜。”都变成经典，像是白领的密码，或时尚代号。

　　很多人会以这种方式影响自己的感情，甚至有些人仿佛真的认为备受摧残的面容更有意味。这反映了某种倾向，他们开始认同这些复杂性的东西，那种沧桑变成了可以消费的东西。

　　当然，时尚也是很复杂的。当我们谈论先锋派的某些元素成为时尚的时候，问题不能简化，其中有很多很复杂的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有没有感觉自己被时尚文化消费？

　　孙甘露：我想这大概是无法避免的。你在不同意义上被消费。

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