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新生代":不愿只是过客 渴望融入城市

　　山西临汾市纯雪幼儿园先后接收了来临汾务工的农民工子女46名，成立了“春蕾”班，对孩子们减免学费。

　　几位农民工和社区居民一起欣赏剪纸作品。

　　两位进城务工的青年正在观看由重庆市委宣传部等单位主办的重庆农民工风采摄影展。

　　重庆餐饮业农民工正在比赛技能。编者按：

　　临近春节，又到了农民工返乡的时候，我们把目光再次投向这一群体。他们中有的凭借自己辛勤的劳动成为城市中的“新市民”；他们中有的曾经作为农民工在外闯荡，后来回到家乡创业，开创自己的事业天地，建设新农村。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务工。20多年过去了，农民工群体悄然“更新换代”，“新生代”成长起来，他们渴望融入城市，不再像父辈一样只是城市的匆匆过客。

　　从谋求生存到争取发展空间

　　来自重庆市荣昌县的刘勇是江北区一家新疆风味餐馆的老板兼拉面师傅，生于1980年的他是典型的农民工“新生代”。

　　记者面前的刘勇言谈直爽，举止大方，带着浓浓的城市“80后”气息。初中毕业那年，16岁的他跟同乡到新疆务工。刘勇对新疆的风味饮食感兴趣，便开始学习餐饮。三年后，他掌握了新疆招牌菜——大盘鸡的配料与做法，练就了拉面功夫。2000年结婚后，刘勇带着妻子到重庆，在江北区开了一家新疆风味餐馆。

　　创业伊始，餐馆没什么名气，客人不多。凭着勤劳和手艺，餐馆人气渐渐旺了起来，生意红火。刘勇把父亲和两三名农村亲戚请到餐馆帮忙。他说：“在城里开餐馆，比在农村种庄稼的收入高多了！”

　　刘勇告诉记者，他打算扩大店面，开个分店，在城里谋求更大发展。他的愿望是有朝一日在主城区买一套住房，把户口从农村转过来，真正成为一名城市市民。

　　与刘勇有同样想法的进城农民工不在少数。来自重庆市合川区农村的刘琼文如今已是一家美发店老板。16岁时，刘琼文与同乡一起从农村到城市。她被都市的繁华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吸引，暗下决心：“一定要留在这里”。

　　刘琼文到城里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小餐馆服务员。在小餐馆打了一阵工后，她觉得需要更大的发展空间，便辞掉工作，到一家大酒店工作。又干了一两年，刘琼文萌发出开美发店的想法，于是再辞职，到美发店拜师学艺。经过近两年时间，她学到一手美发技艺，便开了一家美发店，自己当老板。

　　刘琼文告诉记者，自己现在基本上在城里站稳了脚跟。美发店生意不错，一年有几万元进账。她结婚了，丈夫是城里人，婚后一年后生了个娃，快三岁了。给孩子上户口时，她的户口从合川农村转到城里，成了名符其实的城里人。

　　农民工“新生代”大多不再像父辈那样满足于谋生，而更多是为了改变生活方式，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他们积极探求通往城市生活的路径，努力实现留城生活的愿望。

　　“让下一代接受与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

　　来自渝东南地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进城务工农民姚召坤已在重庆主城区务工10年了，现在是重庆一家保安公司的保安分队长。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他是一个七岁孩子的父亲。

　　刚到重庆时，姚召坤在一家餐馆当勤杂工，每月工资400元。1998年3月的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保安学校短期培训班招生广告，于是决定辞掉餐馆工作，学习保安专业技能，三个月的培训学费交了3000多元。

　　学习期满考试合格后，他被分配到沙坪坝一家单位当保安队长，在那里一干就是五年。2003年底，姚召坤被招纳到重庆市保安服务公司，给企业做保安队长。他说，现在每个月工资近800元，包住。虽然钱少了点，但养家糊口还算过得去。

　　姚召坤现在最高兴的事是添了个大胖小子，最困惑的是孩子的教育。2000年，姚召坤与一名打工妹组建了家庭，儿子出生不久，他俩的婚姻不幸破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孩子由农村老家年逾七旬的母亲照看。

　　眼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到了入学年龄，姚召坤决心留在城市，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让孩子能够接受到与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

　　不久前，姚召坤把孩子从农村老家接到身边，送到城区学校读书，把母亲也从农村接过来，帮着照顾孩子。

　　记者采访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期望高，他们希望子女同城市里孩子一样接受良好教育，未来能考上大学，读硕士、博士。社会学专家认为，这反映了农民工对当今社会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对知识尊重、珍视；另一方面，可以看出他们对现状感到无力与不满，寄希望于下一代。

　　渴望平等、尊重和社会承认

　　记者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面对不公正待遇时，不再忍气吞声，他们有着消除农民和市民身份差别的愿望强烈。

　　“年青一代的农民工男的不愿意‘当苦力’，女的不愿意‘当服务员’，对工作的要求跟城里人差不多，要求平等和尊重，每月工资还不能低于800元，”重庆市一家劳务市场负责人说，“过去农民工有工作就干，也不讨价还价，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重庆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专家孙元明表示，“新生代”农民与老一辈农民工对进城务工有了不同的认识。老一辈农民工以家乡为参照物，他们认为，能在比农村条件好的城市生存，找到一份工作，比在家乡赚更多的钱就心满意足了。但“新生代”农民工在知识水平、劳动技能等方面有所提高，在生活方式、择业、工资待遇等方面以城市为参照物，他们对工种、待遇的要求比父辈高，不愿意从事单纯的体力劳动，更愿意到公司当办事员或技能型工人；一旦遇到侵犯自身权益的事，不会像父辈那样选择忍气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