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改攻坚箭在弦上

　　■财经述评■杨英杰

　　中国当前经济中有一个很奇特且引来种种议论的现象，那就是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从理论自身的逻辑来讲，这种现象不可能出现。货币主要的功能是交易媒介，起到方便买卖双方实现各自交易目的的作用。如果实行自由贸易，仅使用一种通货，除去运输费用如运费、保费等等，同一件商品的价格在世界各地应是相同的；若是用不同的货币，除去中间费用，以不同货币表示同一件商品的价格之比应基本不变，这其实就是一价定律。不会出现以同种货币表示的同种商品价格在不同的地方出现相反走势的现象，而当前中国就出现了这种现象。

　　具体而言，2007年以来，国内各类物价指数、房屋价格、股票价格等迅速上涨，通货膨胀的阴影再次威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决策层明确提出了要防止结构性物价上涨演变为普遍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国内购买力持续下降，社会舆论汹涌。传统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国内物价水平上升将降低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减少贸易顺差，并形成本国货币贬值压力。然而现状是，我国确实存在着人民币升值与通货膨胀、资产价格上涨并存的现象。

　　那么，人民币对外为什么会升值？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认为，当一个国家经济开始高速发展时，主要表现在可贸易商品产业即制造业生产率提高更快，而不可贸易行业（如服务业）生产率提高相对较慢。因此，上升更快的制造业的工资会吸引劳动力从服务业流出，从而抬高服务业工资水平；其结果是整个经济的工资水平提高及物价水平的上升，实际汇率升值。巴拉萨－萨缪尔逊的理论是在一个劳动力相对充分就业的背景下成立的，而中国目前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到制造业。这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率提高和产能扩张并没有把工资水平推得更高的原因。而生产率提高快于工资上涨，是中国近些年的发展没有引发价格水平大幅攀升的主要原因。

　　今后的趋势仍将如此，因为中国的资源禀赋优势仍在劳动力资源的丰富。研究表明，外资企业的增值水平与就业人数间关系紧密，其利润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的大规模投入，产业规模的扩张并不依赖于研发投入的增加。可以说，中国的要素禀赋优势仍是劳动力而非资本和技术。这一现状决定了中国劳动生产率之提高仍将快于工资上涨。中国目前的通胀不是工资成本推动型，而是属于需求推动型。而这一需求推动型的特点是外来因素在推动国内因素起作用，比如食品价格激增，主要原因是国际上生物燃料需求激增进而引起食用油、猪肉价格上涨所致。

　　因此，单纯就国内因素来看，普遍的通货膨胀爆发的基础并不厚实，只要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率仍保持着目前的增速比率，结构性通货膨胀或许不会演变成普遍的通货膨胀。而资产价格上涨所体现的是流动性过剩，其中国际游资的投机性因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之长期维持的低利率、负利率使人们趋向于投资证券和房产，资产价格居高不下的局面会在较长时期内受到世界性流动性过剩的支撑，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之预期高收益率更使得国际资金蜂拥而至。

　　总而言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仍会居高不下。而汇率政策之被动、两难凸显中国改革攻坚战已时不我待。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小幅升值是人民币目前所采取的主要策略。这一策略所带来的影响是国际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国内，投资于股市和楼市。为摆脱次贷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风险，美联储开始进入减息周期。不少人认为，如果我国加息，就会进一步缩小中美之间的利差，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将推动海外“热钱”更多地流入中国，进一步加剧国际收支失衡、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央行也非常注意保持和美国的利差，防止套汇套利资金流入。但事实上，国际资本之获利手段并不在于套汇套利，因为这种获利渠道机会成本太高。我国目前资本账户尚未开放，外国的金融炒家投机人民币需要通过迂回、隐蔽的渠道进行，交易费用很高，如果经由代理人进行，每年需要支付5％左右的高额手续费，而且，至少也必须放弃每年4％上下的美国政府债券的年利，投机人民币的成本不低于8％。只要每年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幅度小于8％，人民币投机压力就不会太大。

　　国际资本进入中国，更多的是看中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背景下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人民币汇率的少许升值就会带来资产市场的大幅上升。

　　汇率政策只能维持人民币汇率单边小幅上涨的被动措施，反映出汇率政策的无奈。此情此景之下，要求国内经济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化为汇率政策释放更为广阔的空间便迫在眉睫。大家都知道，内因决定外因。特别是一个人口众多、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发展中大国，国内因素在决定其政策走向、取舍时应该起到主导作用，决不能被外部因素牵着鼻子走。汇率政策亦是如此。

　　金融市场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全体人民共同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创造了条件。但是，这种改革仍处于增量改革阶段，能够保障并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源泉的存量式改革仍有待启动。比如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决定金融市场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甚至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中是否真正发挥了给予各类生产要素所有者充分而自由的选择权利，进而管理者（市场管理者、政府管理者）依此而作出合理决策之作用，值得深思。而这一点，正是改革所要攻坚之处。汇率政策的无奈，恰恰发出了这样一个信号，那就是，攻坚的时机已经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