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调整必须多边合作

　　岁末之际，佳节将至，然而世界并不平静。北京和巴厘岛，重山万水相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艰难的交锋，每步进退都将深刻影响世界的未来。在巴厘岛举行的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对于某些发达国家一再提出希望将“主要发展中国家”纳入到绝对量化的减排指标中，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表示了严辞拒绝。他重申了中国提出的到2010年单位ＧＤＰ能耗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20％等目标。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全球同此凉热。如果美国等发达国家能真切认识到中国的努力和现实困境，将不会认为中国在推卸责任。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中国政府已经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忧患意识和实际行动。从经济学上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就可以从理论上验证中国的决心，这个理论的大意是当平均收入超过某一阙值时，一个国家才会将环境舒适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显然，这一阙值比现在中国的人均收入要高很多。因此，中国之所以要在“环境库兹涅茨拐点”之前采取断然的措施，自身的内因是原动力。近年来，富饶南方频发的环保事件比如太湖蓝藻危机已使政府认识到了破坏生态、全球变暖对经济带来的巨大威胁，而南水北调工程由于南方水源的脆弱而面临的窘境更加强了政府改变环境的决心，如此等等。未来，中国必然要走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道路，这既是中国对自己负责，也是中国对世界负责任。同样，对于发达国家在中国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我们持有更大的期望：我们希望发达国家能把最先进的环保技术应用在中国。中国目前是很多跨国企业首选的投资地，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制造基地。如果发达国家持续地在中国进行环保投资，未来它们必将会收获更多；我们也希望发达国家在中国的环境保护方面能有更多的“溢出效应”——即如何帮助中国大量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去实现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为中国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帮助。遗憾的是，全球的政经合作注定是一波三折的故事。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决心恐怕会受到挫伤，在此次大会前，他信誓旦旦的要达成实质性协议，现在看来，多哈的阴霾将再一次复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依然难以同舟共济，直面挑战。同样的困扰也发生在经济领域。在刚刚结束的第三次中美战略对话会议上，人民币汇率问题虽然暂时淡出视野，被一些更紧迫的临时性问题所取代。但只要稍具常识的人都会明了，这才是中美战略对话的最核心议题之一。这也可能是国际货币史上的第一次：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持续成为最大发达国家的“心头之患”。这种现象揭示了类似中国的新兴市场大国回归国际经济舞台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情况：这些国家未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将会迫使其他国家进行结构改革。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全球将如何应对这种调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经济体如何合作使全球经济平稳过渡？事实上，导致美国痴迷于要求人民币升值问题根源表面是由于两国巨大的贸易失衡，实质是全球化进程加快和节省劳动力、技术进步所要求的全球经济大规模的结构调整。目前，全球经济面临重大变革，环保、汇率、新兴市场国家崛起都在深刻改变世界，避免动荡的最佳的选择是强调各国多边行动以实现若干重要目标，仅仅依靠几个国家、单一工具想完成这种变革，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将会被证明是愚蠢的行为。从本世纪初，中国的政府和百姓已经开始在寻找一种既能保持经济强劲增长，又能避免大规模宏观经济混乱的和谐之道。踏上这条道路，是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的伟大贡献，而要得到满意的结果，必须要有跨越国界的有效合作。[][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