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谒三校长墓

　　不日前因参加学术会议之故，平生第一遭去了一趟宝岛台湾。在台北逗留的前几天，我住在邀我前去开会的台湾“中央研究院”。正巧，北京大学前校长胡适的墓就在“中研院”对面。胡适曾任中国台湾“中研院”的“院长”，对“中研院”乃至整个台湾学界的意义都非常重大，因此，他过世之后，所受的礼遇非同寻常。胡适墓所在的山丘林地被辟为“胡适公园”，附近的一所小学也被命名为“胡适小学”。从我住的“中研院”学术交流中心走不了5分钟就能踏进胡适公园，在爬满青苔的石阶上稍稍攀得几步，就能见到民国时期人所共知的“我的朋友胡适之”。墓身上，镌有描金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暨原配江冬秀夫人墓”，其后，是老蒋亲笔书写的挽额“智德兼隆”，四周多为陌生的热带草木，所幸，墓旁还有一大丛我识得的粉红色山茶花正在怒放。掐指算来，今年距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上开白话新诗之先河已有足足90周年，作为一个同是来自北大的新诗写作的晚辈，在这样一个微凉的早晨、在这样一个远离北大的地方和90年前的新诗源头兼前校长相逢，唏嘘之感不知如何排遣。

　　因为机缘巧合，在从“中研院”退房之后，我与两位同行的友人又被邀请到新竹的“

清华大学”去做活动。同行的一位友人虽然和我一样在北大任教，但他的本科和硕士，却都是在北京的清华读的，所以一走进新竹的“清华”，看见校园里也到处都是“水木清华”的字样，不禁连连感慨。当然，最感慨的还是拜谒大陆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新竹清华大学的创办人梅贻琦先生的陵墓。梅校长的警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与蔡校长元培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一样，时刻引人反思大学教育之状况。梅校长的墓立在翠柏夹道的石阶之巅，墓身上，“梅校长贻琦博士之墓”由北大出身的清华前校长罗家伦题写，墓后的挽额“勋昭作育”及其上款“月涵先生千古”亦为蒋中正亲笔，墓铭则为前北大校长、主张“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蒋梦麟先生所撰，内有“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之赞辞。遥想当时二校长之谊，反观今日北大、清华意气之争，难免大叹。梅校长字月涵，故而墓旁有“月涵亭”，时至今日，新竹“清华大学”所颁发的文学奖仍唤作“月涵文学奖”。梅校长墓前植有大片梅树，于右任手书“梅园”二字于入口的石碑上。梅园里地势婉转，林木繁茂，按说应该是校园情侣们的好去处，可作陪的新竹清华学子却告诉我们，校园鸳鸯们最忌讳的地方就是梅园，因为与“没缘”二字谐音。这倒令我想起梅校长生前的一个著名段子：在梅先生治北京的清华大学之前，清华常有众人驱校长、教授“下课”之举，有人问他有何秘诀应对，梅先生曰“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在离开台湾之前，我独自在淡水、台北暴走了一整天，日暮时分，搭乘捷运到台电大楼，出站沿罗斯福大街走上一小段，就可以看见台湾大学古老的正门。一进正门，立见黄舒骏唱过的那条著名的椰林大道，而在椰林大道起点的右侧，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僻静的小园子，上书“傅园”。园中，安葬着胡适出任北大校长之前的北大代理校长罗家伦的“新潮社”同人傅斯年，他于1950年逝于台湾大学校长的任上。傅先生是胡适最信赖的弟子、五四运动的激进学生领袖，虽然治史学、创史语所，但性格却不沉潜，有“老虎”和“大炮”之威猛称号。台湾大学的前身是日据时期建立的“台北帝国大学”，傅先生1949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之后，对该校进行了威猛的改革，虽然在任时间不长，可是对台大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学界均认为，他把北大的风格撒播到了台大，所以连战到北大访问时，曾说台湾大学和北大“系出同源，一脉相承”。傅先生之墓置于一座仿帕特农神殿的希腊式厅堂内，墓身有篆书“傅校长斯年之墓”，从台阶下仰看，洁白的石墓夹在洁白、恢宏的大理石廊柱之间，好生巍峨！此时，从椰林大道那边，传来了一声古雅的撞钟之声。我问正在傅园里写生的一群艺专的学生这是什么声音，他们很诧异地看着我说：“学长你这都不知道吗？这是台大的‘傅钟’哦，也是纪念傅斯年校长的，每小时敲一下报时，但是其实只敲21下啦，因为傅校长说‘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的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惭愧啊，我这个在北大呆了近20年的人，竟然只知道未名湖畔前燕京大学的钟亭，不知道象征着北大前校长将五四传统在宝岛敲响的傅钟……

　　（胡旭东 诗人、北大副教授）

胡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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