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迎接“刘易斯转折点”的挑战

　　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到来。但是，只要城市就业的工资水平提高，农村人口就会继续向城市转移，城市化率得以提高。

　　《21世纪》：数据显示，2006年新增城镇人口约为1500万人，与前几年城镇人口每年新增2000万人相比较，人口城市化的速度有所减慢。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原因是什么？

　　蔡昉：一种可能是，每次我们做完人口普查都要调整数据，例如2000年做了一次最大的调整，重新计算了城乡人口比例，2005年进行了1％人口抽样调查，也可能会调整数据，这是一种可能性。现在讲的城镇化，不是户籍城市化，而是只要居住半年以上就算在内，实际上指的就是比较稳定的农民工。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城镇化的速度确实在由高速向常规转化。

　　我们做了调查，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即农民工的来源，已经大幅度下降。21世纪以来，农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特别快，也就是说劳动力剩余的减少特别快。我们估计，在现在的条件下，农村只有几千万现成的劳动力可以转移。这几千万之所以还留在农村，是因为他们相对来说转移能力比较低。因为可以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减少，我们的城镇化速度有所降低。

　　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学术界，在发展经济学里，从来没有统一认识，也没有任何人能提出大家普遍接受的计算方案，所以我强调的只是一个变化，即可供转移的越来越少，但不是说没有可转移的了。

　　我们没有想到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越来越不剩余了，我们脑子里长期以来都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现在要破除这个

神话，我们过去高估了农业中实际就业人数，低估了农村中非农产业中的实际就业人数，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实际已经转移，进了乡镇企业，没有进城，我们却将这部分算作是剩余。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农村劳动力不再无穷无尽。

　　破除了这个神话，你就会发现一些传统观念的错误，过去很少通过提高农业技术节约劳动力，而是那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多，土地稀少，不需要节约劳动。但现在实际情况是，我们需要通过农业技术进步节约劳动力，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才可能再度产生大批可以转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按照发达国家的情况，通常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大概也就是5％左右，有的国家像英国只有2％，高一点的日本也只有6％，按照这个比例算，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劳动力还可以大量转移出来。

　　实际上，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提高得很快。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其它产业不同，一个劳动力短缺的发达国家要提高一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需要技术进步，需要投资改善它的资本构成；但农业从来就是一个劳动力剩余的产业，因此劳动生产率提高主要不是技术提高，而是取决于这一批人有没有出路，农业劳动力能不能减少，只要人数减少，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提高劳动生产率，都不用增加什么投入。再进一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需要实现农业机械化，等等。

　　所以我的结论不是说中国没有劳动力可转移了，而是过去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会结束，不再是用低工资就可以促使农民进行转移。所以，我们确实到了这么一个转折点，如果还要保持快速的城市化，就意味着要改善农民工的待遇，要在制度上清除障碍。这也是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转折点，要从过去的偏资本转向偏劳动。

　　《21世纪》：我们目前的城市化率还比较低，您所说的这个转折点是否到来得太早了？如果是这样，我们还有大量人口没有城市化，那人们的生活水平会比较低。

　　蔡昉：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实际上是有两个转折点，两个“刘易斯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结束了劳动力无限供给，需要提高工资才能够继续转移；第二个转折点就是城乡边际劳动生产率基本相等。只有在第二个转折点到来的时候，城市和农村的边际劳动力生产率基本相等，农村人口才不再向城市转移，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水平也差不多，城乡基本上一体化了。这是以后的事情。现在到来的是第一个转折点，只要城市就业的工资水平提高，农村人口就会继续向城市转移，城市化率得以提高。

　　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得比较早，比其他国家早，这取决于我们的人口结构，中国的人口转变比其他国家快得多。中国的死亡率解放以后就下降了。部分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也在七十年代之后开始下降，中间只有约20年的时间，而其他国家从低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一般要用50年以上。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几乎是全世界最快的，其结果就是，六十年代之后，少儿在人口中的比重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抚养比比较低，遇到改革开放的大好条件，这就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人口红利”。但这到来得快，去得也就快。既然前一阶段时间少儿比重较低，那一代人之后，为劳动人口的人数也会比较少。也就是说，我们将来的劳动力增长速度大大趋缓，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能够无限供给，使中国比较快地就到了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到来较早的另一个原因是农村的工业化，甚至可以看做是农村的城镇化，如乡镇企业的发展。这是中国特有的，如果把乡镇企业的就业人员都算到城市人口中，那城市化率就会提高很多。现在的统计中，乡镇企业的1.4亿劳动力和他们的家人，是没有算成城市人口的，但他们实际上是非农就业。

　　《21世纪》：我们是否也会很快就到达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能是在低水平上实现城乡一体化。

　　蔡昉：如果到达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城市和农村的边际生产率基本相等，那就是一种均衡状态，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其实，城市化水平多高并不是最重要。没有人说城市化水平是70％就好，50％就不好，我们嫌城市化率太低的原因是城市和农村劳动边际生产率相差太大，因而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差距。如果形成了均衡，那就说明生产要素和产品是充分流动的，改进效率的制度障碍不存在，那有什么好担心的？如果农村的生活水平低，人们就会迁往城市。

　　我们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形成充分竞争，各个产业、各个地区的边际劳动生产率都实现均衡，均衡以后我们不在乎谁的比例是多大。不过，我不认为我们很快会到达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

　　《21世纪》：也就是说，现在是有制度障碍妨碍了均衡的实现，是哪些制度呢？

　　蔡昉：现在看，阻碍劳动力流动最核心的是户籍制度。户籍制度不光是一个登记的问题，它是一个母制度，派生出很多东西。如城市的社会保障和农村不能成为一体的，在就业上也有歧视，企业用下岗职工有奖励，但是用民工却没有。所以，户籍制度及因其而诱发出来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甚至教育制度、社会福利、公共服务，这一系列制度都构成了劳动力流动的障碍。说到底，就是要有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其他生产要素市场。

　　制度障碍现实存在，我们不可能一下就消除。政府部门愿意走一条渐进式、不引起振荡的道路，包括户籍制度改革也是这样。因为解决户籍制度的关键不在户籍制度本身，而在于社会现实的状况。如果现在就放开户籍制度，可以随便流动，那几亿农民都涌向城市，会造成很多社会问题。所以，重要的是先消除附着在户籍身份上的福利因素，特别是巨大的城乡差距。

　　其实户籍制度也在改革，名目还是一样，但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30年前，我农村的亲戚到我们家来，都要报临时户口；现在到城里打工，租了房子，甚至把小孩花高价送进学校，都是合法的，没有人敢剥夺这个权利。我们提到“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也是对改革的方向、速度和具体内容提出更明确的要求，这样改革的目标更为明确，进程也可能加快。

　　《21世纪》：说到制度，各地现在都在调高最低劳动工资，这是不是也是对“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适应？

　　蔡昉：目前，劳动力制度的调整都会倾向于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刘易斯转折点”出现之后，劳动力市场的规制程度需要逐渐提高，但是管制也有可能降低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因此，在这个时期，我们要特别慎重地选择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不宜操之过急，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要求。

　　我们可以设想两种情况，一种是比较低的工资水平，在这个水平下企业家愿意雇佣越来越多的人就业，结果是原来没有工资的人现在有稳定的工资，人均收入水平是提高的。还有一种是硬性提高了工资，企业家由于工资成本提高，所以减少了雇用的人数，结果是一部分人受雇，他们工资比较高，但另一部分人却处于失业或就业不足的状态，结果就是有人工资高，有人没工资，收入分配不公平。所以我觉得，保持市场工资、扩大就业，是初次分配中最有效率的一个办法，调高最低工资应该与市场工资相协调。当然，有些雇主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对劳动者进行欺诈，针对这些情况，就要有严格的劳动力市场制度。

　　《21世纪》：当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城市要吸收更多的就业，就必须提高生产率，提高工资水平。据观察，实际工资水平确实在上升，这跟当下的通货膨胀有没有关系？

　　蔡昉：我们习惯做实证，要做完计量分析，建立一个模型才敢下结论。对于当下的通货膨胀，我还没有进行这样的研究，只能做一些定性的、猜测式的分析。这一次通货膨胀，80％是由食品价格拉动。食品价格的上涨是由于需求增加，食品供给没有大问题。猪肉的供应是出了点问题，其实猪肉和劳动力短缺是有关系的，农户散养猪的数量下降，他们没有太多精力和时间去养猪，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但其他方面则是由于需求，农民工工资提高，拖欠减少了，再就业取得了成就，城市低收入人群收入也增加了，就一定会增加食品消费，他们的恩格尔系数很高，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比重较大。因此是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80％是由食品造成，其他的核心通货膨胀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货币现象。

　　我觉得不同类型的通货膨胀应该有不同的解决办法。控制投资解决不了现在的问题，用货币政策来解决不是方法。用货币控制无非就是让经济冷却一下，经济冷却能解决食品物价问题吗？造成的结果是，开工减少，劳动力需求减少，伤害了就业，伤害了三农，低收入者反而增多。我觉得，以ＧＤＰ年增长11％的速度发展经济，零通货膨胀是不正常的，更让人放心的是能够有一个轻微的通货膨胀，那可能会更健康一点。就好像说，剧烈运动完之后你得喘气，你得口渴，如果你剧烈运动之后什么反应都没有，连心脏都没有加快，人们反而会担心你会猝死。

　　但是，食品价格的上涨的确可能对低收入者造成冲击。政府应该尽可能用财政的办法，防止老百姓生活水平降低，更要防止贫困率的上升。我觉得国家现在采取的许多补贴办法是正确的，效果也将是最直截了当的。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三种估算

　　转移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剩余劳动力

　　万人%万人%万人%

　　情形一2000041.21780236.71069822.1

　　情形二2323247.91898939.2627912.9

　　情形三2323247.92278747.024815.1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