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中国在英国

　　郭娟

　　这是一个策展历时四年的展览，被命名为 “创意中国”(ChinaDesignNow)，2008年 3月15日，它将出现在伦敦的V&A博物馆，展览的语气将是dream-like(梦幻)的，“我们不光是展示一个现实，比如中国的工业化和消费革命，它的热闹、繁忙或者混乱，我们其实是想把内心的东西和人的梦想通过视觉来实现”，策展人之一的张鸿星博士说。他的身份是V&A亚洲部的资深策展人，从2004年开始，他们每年几次来到中国，做调查，接触设计师，大量阅读，给最早设定的框架添加骨血。到今天，展览已经进入非常具体的阶段，具体到每个展厅的灯光和墙面设计，所有细节都以“非常严肃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展开——展览以三个空间，三个城市和主题来展示，“前沿城”深圳的平面和视觉设计，“梦想城”上海的服装设计和生活方式，“未来城”北京的建筑和城市规划，其中包括了实物、电影、声音等形式，时间线索则是从9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到2008做一个小结，不过这也只是一个物理时间上的休止符，前景是什么？他说中国的事情太难预见。这也应该是一个没有结束语的展览，最后一张纸留给正在说话和将要说话的人。

　　西方想像和中国现实

　　西单西绒线胡同，中国会，“创意中国”的新闻发布会选在了这里举行，周围是典型的中国式拆迁，不过这里的节奏似乎比城东慢了半拍，CBD一带高高低低的天际线已经初具形态，这里胡同的褶皱已经被扯开，凌乱、茫然，尚不知将以怎样的方式缝合。记者发问，北京作为“未来城”，那些形状奇异的建筑到底对这个城市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是否成为了外国建筑师们的实验场？一个城市线条的确定，终究不似图纸上可以用橡皮轻轻涂改。

　　现在西方对于中国的兴趣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无论经济发展、

城市建设还是当代艺术，明年的奥运会则让更多人把日程调到了北京时间。耳边的异国语言越来越多，他们在说，他们怎么看中国，也在问，你们怎么看中国？

　　来自伦敦的V&A博物馆全称为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andAlbertMuseum)，已经有150年的历史，博物馆和政府的密切关系使得它对英国政府政策和社会变化反应敏感 。

　　“我觉得这个展览对英国设计界会有一个震动，英国知道的中国还是龙啊，毛时期的红卫兵形象。近年的视觉文化整体上的改变从视觉冲击上来讲很大。跟当代艺术又不一样，我们都是设计类的，语言和形象都不一样。对中国的关注，大英博物馆可能是从古代文明的角度来做，泰特更多关注的是中国当代艺术。我们做‘中国设计’，首先我们是一个设计博物馆，其次这个角度也是新的”，张鸿星说。这次有十几家英国媒体同V&A的工作人员到达北京，对于中国设计师们，他们并不熟悉，小小的工作室里常常挤满了人。

　　展览将放在一个大的框架下，全景式的，涵盖设计以及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迁。他说也许从质量和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讲，并不是每个展品都是最精彩的，但它们都说明了一定的上下文关系，代表了一种文化或者趋势，“也许二十年后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这个时期的设计文化消失，能纪录下这样一段历史，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它和一般当代艺术展区别的地方在于，比如在国内做一个设计展，可能是很前卫的，新锐的设计师的作品，不是一个大的文化氛围，我们选的东西是来说明设计师为什么这么做。”顺着展览线索去看，在广州和深圳，从事设计的青年们最早把他们的设计印到了海报和T恤上，北上，上海仍然是风尚的中心地带，从商业上非常成功的视觉文化企业家陈逸飞到现在活跃的年轻服装设计师张达、王一扬等；北京更加大刀阔斧，请来了库哈斯和赫尔佐格，而本土的建筑师，像朱培和马岩松，也已经开始实现他们的建筑想法。

　　创意中国(ChinaDesignNow)

　　“在中国，设计几乎是自发的，在没有成型的政府和商业支持系统的环境里产生，深圳的平面设计师们印制的大量海报大多没有任何的商业用途。比较有趣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设计文化居然能够产生。”他提到上海的服装设计师王一扬，一方面做商业，一方面做实验性的东西。上海复兴西门的小店里展示着他的“茶缸”系列，干净的蓝、白两色让人想起七十年代的记忆符号，而另一条线的ZUCZUG则已经出现在了北京的两家百货商场里，更日常和可穿，只是店面布置的不同把它同周围的店铺区分开。

　　“这可能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它没有理论先行的传统，不是学术界或者精英阶层先给出一个经过了论证的模式，就像

中国经济的很大的动力就是informaleconomy(非正式经济)，来自个体或者第二职业”，张鸿星说，也许是教育背景不同，中国设计师对设计和设计师的理解同西方存在差异，可能更偏向于艺术创作，这给他们的设计实践提供了动力。

　　米未设计联盟成立于2002年，由设计师刘治治、广煜和何君创办。广煜说，在商业上他们希望自己做的东西可以极大地发挥它的价值。但是也有其他的方式，“我之前为N12青年艺术家联展设计画册和印刷品就没有要钱，当然这是因为设计师希望支持这样的艺术家。比如一个艺术家给我6万块钱，其中5万是印刷成本，1万是报酬，但是我就会把自己的1万也拿出来算进制作成本中，因为我希望能给到一本他特别想看到的好的作品，所以这对设计师来说是一种跟客户的沟通方法。这实际上是一种中国人之间沟通的方法。米未设计联盟的几个人都是希望让客户的钱花在了最有用的地方。”

　　“如果说中国的商业机制不正常，我想对于我来说有好处也有坏处。中国的机制不健全，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客户。坏处就是在你工作的众多环节中，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印刷厂、供应商，还有客户会给你提出一些匪夷所思的问题”，广煜说。

　　张鸿星说西方设计的丰富和层次很大程度上也来自顾客的需要，细分的市场对设计师的风格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而在中国，设计师们的创作很多来自真空状态的想像。在上海的新乐路和长乐路两条小街上的设计师小店里，那些黑白两色解构风格的衣服从新鲜到流行之后，一再的视觉重复让人开始微微不耐烦。

　　他在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循环里看到了一种“危险”，观众和顾客的缺席，使得中国设计师的作品没能实现设计的定义。

　　“青年文化”(YouthCulture)也这是这次展览的一个组成部分。“青年文化”是一个来自英语的语汇，尤其在英美两国，所指的是六、七十年代产生的左派，地下青年文化形态，街头流行文化标志——音乐、涂鸦、流行街头服饰等等。“我们其实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青年文化’，也想看看中国的青年人的文化和西方的这个概念的联系和差别在哪里。”

　　这个主题渗透在了整个展览的各个部分里，独立音乐、独立出版物、滑板、球鞋，各种流行文化样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趋同性似乎不可避免。随便一个周末的夜晚，在D22或者毛这样的演出场地外面，那些打扮时髦的好看的青年，无论“青年文化”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是否是个敏感词，至少从外壳上来说，他们已经具有了酷的形式感和一个群体的典型性。

　　“你觉得这一批人他们表现出来的文化，会不会有很多年轻人去跟？”对于这个命题，他们的研究工作也刚刚开始，正如对中国设计，仍然是动态的，在观察和分析。而身在其中的青年，更加身体力行也更具速度感地创造着 “青年文化”，广煜很确定地说，中国的青年文化一定存在，能感觉到，但却很难去描述。

　　“其实在其中我们发现了一些不同，很踏实的东西。我们也希望中国的青年文化里可以产生出更多样和深厚的东西”。张鸿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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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