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通胀的成因及对策

　　■张东臣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连续三个月超过了6％，全年的涨幅预计会达到4．5％至4．6％，这表明国内出现了温和通胀。因此，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被中央列为明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之一。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通胀？

　　首先，国内的货币供应是主要因素。在1993年至2002年的八次降息中，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0．98％一直降到1．98％（并征收20％的利息税）。而且，利率在最低的水平上保持了两年零八个月。2004年，国内经济已出现过热的苗头。然而，宏观调控的动作显得迟缓，而且力度偏弱。直到2006年8月，一年期存款利率才分两次加了54个基点。宽松的货币政策固然有利于金融改革之大局，但同时也必然会引发投资过热。

　　其次是“输入型”通胀。2005年汇改后，人民币走上了升值之路。按理说，本币升值会带来通缩效应。但是，由于国际热钱对

人民币升值幅度预期较高，大量涌入。再加上持续的贸易顺差，给国内带来了大量的流动性。更为重要的是，在“双赤字”的背景下，美元采取不负责任的主动性贬值。在美联储不断加息的同时，美元反而贬值，显然是过度发行了货币。国际上以美元标价的原油、金属、粮食等重要商品价格都大幅上涨。

　　第三是货币的不公平转移。由于流动性泛滥和资产价格膨胀的相互作用，国内出现投资过热、经济结构失衡，大量的货币流向制造业和

房地产业，农业和服务业等则受“挤出效应”影响而萎缩。

　　当货币的存量或货币收入增加速度超过了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时，通货膨胀就名义上产生了。但只有社会财富不足以满足需求或分布不均衡时，通货膨胀的实际症状（价格上涨）才会表现出来。对于眼下的通胀，有专家表示，“发生通胀并不令人吃惊，吃惊的是通胀到今天才发生”。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下，

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却始终处于通缩或低通胀状态。这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增长的空间变大了，以往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没有了，如资金、体制等。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当物价开始上涨时，就说明经济增长遇到了新的瓶颈。如土地、能源等不可再生资源。尽管我们早已从短缺经济进入了过剩时代，但局部、周期性的短缺仍难以避免。

　　当前的温和通胀是会演化为恶性通胀，还是会很快缓解？对此，我倾向于后者。

　　首先，当前的通胀是对前些年持续降息并保持低利率政策的滞后反应。而今后经济的表现则会对最近三年的紧缩政策作出反应。由于前两年货币调控的力度偏弱，经济增长和通胀的波峰有所推后。2007年以来，货币调控的力度明显加强。连续5次加息（一年期存款135个基点，五年期存款162个基点），大幅降低利息税，连续九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13．5％。可以说，力度和幅度已相当可观。当前，应该在现有水平上保持一段时期，最多只在结构上进行微调。

　　有境外投资机构认为应该继续加息采取“试错”的办法，即“先加上去，如果发现高了再调下来”。这样做无疑会加剧经济的波动，增加调控的成本。目前，无论是中、美还是全球，经济放缓的迹象已较明显，美联储已连续两次减息。尤其是国内房地产市场已经开始疲软，持币观望的气氛日益浓厚。当前，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甚至“软着陆”的问题。从这一点看，央行近期重视总量调控甚于价格调控，不失为明智之举。

　　其次，房地产和能源价格上涨长远来看虽然有一定刚性，但是其周期性特点也较为明显，目前很可能处在峰值。食品价格上涨也是在国内乃至全球农业生产相对健康的情况下发生的，也不具有持续性。

　　第三，还应该看到人民币升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该充分加以利用，延长经济景气周期。只要假以时日，其对经济的紧缩作用也将日益显现。

　　因此，继续加大货币调控力度或加快人民币升值短期内可能会矫枉过正。如何降低通胀预期，合理疏导流动性，化解经济增长瓶颈，实现经济转型才是当前关键。一方面，要继续利用价格机制、税收杠杆加快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增加进口的方式来实现贸易平衡，平抑国内通胀。同时，应该对违规流入的热钱进行彻底清查，把贸易顺差中的“水分”挤干。

　　应该看到，通过提高价格、工资的做法来缓解本币升值压力的做法是危险的。因为，后者比前者难以落实，无法做到公平。而且，通货膨胀本身就有利于政府而不利于公众，有利于债务人而不利于债权人，有利于雇主而不利于工人。

　　此外，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加大医疗、教育、卫生、住房、城市公共交通等方面的投入，提高公民的制度福利，也是当务之急。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应更加注重“全民性”、“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