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国银贵”现象及其教训

　　——对明末至鸦片战争前白银流入中国的绩效评价

　　■黎霆

　　由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我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加，至2007年9月末已达14336．11亿美元。与此同时，随着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人民币也正处于升值通道中。外汇储备增加和本币升值，从整体上说是我国经济实力增强的体现，但同时也对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明清之际，我国也曾有过一个外贸持续顺差的时期，并吸引了巨额的白银流入中国。笔者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当时政府的相关政策存在不足之处，导致了整体效率损失。尽管现今我们已经有了完备的理论知识来指导我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实践，但回顾明清时的那段经济史仍是不无意义的。

　　明清时期对外经济关系的几个特征

　　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悠久，但导致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主要是明代中后期“欧人东来”以后的私人海上贸易。明万历元年（1573），有两艘西班牙籍大帆船从菲律宾的马尼拉开往

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船上载有712件中国生丝和22300件瓷器。这在历史上被称作中国商品“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首航，揭开了白银大规模流入中国的序幕。至清道光七年（1827），由于鸦片走私增加，中国的国际收支发生逆转，白银开始外流。因而，本文所观察的“中国银贵”现象，主要存在于1573－1827年间。总结起来，这一时期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主要有如下三个特征：

　　首先，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低廉，使海上贸易具有极大的利润空间。据有的学者计算，明代中国商品以白银为计量单位所表示的相对价格极为低廉，墨西哥市场上中国丝织品价格是西班牙同类产品的1／3，在秘鲁是1／9，在东南亚是荷兰同类产品的1／3，在欧洲是当地产品的1／4－1／3。又据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摩加在1609年的报告，

西班牙人对通过马尼拉与中国的贸易很感兴趣，因为他们回程可获利10倍。

　　其次，当时中国的白银价值高于欧洲。就“中国银贵”这一现象，可以从多方面得到印证。一是从购买力的角度看，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曾提及，“在中国广州地方，半盎司白银所可支配的劳动量或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量，比伦敦一盎司白银所可支配的也许还要大。”二是从金银价格比来看，从1592年到17世纪初，西班牙市场金银的比价浮动于1∶12．5到1∶14之间，而同时期中国的比价却浮动于1∶5．5到1∶7之间，由黄金的尺度看中国的银价是西班牙银价的两倍。三是从银的国内供给看，中国向来产银不多，并且明代中国银矿含银量远低于美洲的银矿。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从生产白银的成本，还是从供求关系来看，“中国银贵”现象的出现都是必然的。

　　再次，中国长期处于出超地位，白银在这一时期大量流入中国。梁方仲曾估计，由明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的72年间，各国由于贸易关系输入中国的银元合计远超过1亿元（银元）。而据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的统计，在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加起来中国更是获得了大约60000吨白银，大概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自1600年起为120000吨，自1545年起为137000吨）的一半。

　　中国的出超还具有商品近乎是单向输出的特点，即中国向欧洲和美洲输出丝绸、茶叶和瓷器等商品，但却很少从这些地方进口实物商品，而只吸收白银。正如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所说，“（欧洲人）在兴旺的亚洲市场上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出售，尤其是由于他们本国的生产不具有竞争能力。除了欧洲从美洲殖民地获得的白银之外，亚洲人也不想买欧洲别的东西。”

　　出口定价及远洋利润问题

　　中国商品的低价使海上贸易具有暴利，这是吸引“欧人东来”和白银流入的重要原因。但这一低价格是否合理？本文认为，出口商品的定价本身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一般而言，一国出口本国具有价格

竞争力的产品，是符合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原理的，也有利于促进本国福利水平的最大化。但应注意到，当时中国具有单向出口的特点，进口的基本上是白银。此时的白银同时扮演了三种角色：它既是被出口到中国的一种商品，又是一种当时被普遍用于国际支付的外汇，还是流通于中国国内的本位货币。这带来一个具有隐蔽性的问题是：白银似乎是一种国际通行的价值尺度，但由于中国国内的银价远高于欧洲各国，等量白银所包含的劳动量是不同的，由此会带来定价不公的问题。

　　进一步来看，中国商品低价格的成因，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特有的自然条件和生产工艺，以及当时中国的生产效率和劳动力成本等因素所形成的真实竞争优势；而另一方面，则完全是由于中国的银价较高，从而使以白银表示的商品价格相应较低。

　　如果暂时抛开白银的货币属性，将中国的单向出口视为丝茶与白银的物物交换，并借助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提供曲线”分析法，问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分析。由于中国的商品生产能力巨大，提供曲线较为陡峭，从而会在贸易定价中处于不利地位，最终表现为中国商品的出口价格只有欧美市场的几分之一。但因为白银是中国国内的本位币，在国内看来，一个较低的出口价格也能使成本得到充分的补偿。这样，在货币价格的掩盖下，中国的出口商品遭遇了定价不公。

　　除了中外银价不同造成“货币幻觉”外，本文认为市场定价机制发生扭曲，还与明清时期政府推行“片板不得入海”的海禁政策有关。纵观相关记载不难发现，海禁的厉行和放宽交替构成了明清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主线。即使在海禁放宽的时期，中国商人也只是在南洋一带的中国近海活动，这导致把出口商品的定价场所局限在产地附近，无法获取充分的市场信息，显然对公允价格的形成是不利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海禁政策使中国失去了定价权。另一方面，不能抵达消费市场也使中国商人失去了远洋贸易的获利空间，若如一些记载所称，从马尼拉等地贩运中国货物到欧美能获利数倍，说明远洋流通领域的利润空间要数倍于生产领域和近海贸易之和。1405－1433年的郑和下西洋在时间上远早于、规模上远大于欧洲的大航海运动，却未能利用海上优势帮助中国商人实现直接抵达欧美的远洋贸易，实为可惜。

　　“中国银贵”现象，在客观上起到了低估国内货币（如铜钱等）的币值，从而刺激商品大量出口的效果。但由此带来的定价不公，以及中国商人坐失远洋贩运的利润，使白银流入中国的数额大大减少。这进一步阻碍了中国国内银价的降低，进而影响以白银标示的出口商品价格的提高，使中国的整体福利继续蒙受损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银贵钱贱：白银流入而银价不降之谜

　　随着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是，中国的银价并未有明显的低落，甚至在部分时期还出现了白银腾贵。供给增加而价格不降，值得思考。

　　白银本位化之后的明清时期，中国实行银钱平行本位的货币制度，白银和铜钱的兑换比例，既有官方规定的“例价”，又有市场决定的“时价”，且不断波动。因此，不同时期的银钱兑换比，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银价走势。整体上看，银价并未随着白银大量流入而降低，部分时期甚至还出现了白银腾贵，如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银钱比价上涨速度加快，出现了“银贵钱贱”的局面。学者王德泰指出，此时中国白银外流尚未开始，因而是由中国社会经济内部发展变化引起的。

　　对于这一反常现象，学者梁方仲曾给出一个解释，即中国对白银货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由赋税货币化引起的。在明万历九年（1581）推行全国的一条鞭法，其要旨一是赋与役合一征收，二是普遍用银折纳。因普遍用银，一条鞭法的推行也被视作是白银在中国取得本位地位的标志。假如流入中国的白银大量地被财赋系统所吸收，从而难以出现供给过剩的局面，由此就可以解释为何市场上银价不曾降低。

　　笔者认为，银价居高不下还与明清时期实行的银钱平行本位制度有关。银钱平行本位的一个问题在于，白银以重量计价，是足值的，而铜钱常常是不足值的，由官方垄断铸造权，在部分程度上依靠政府信用支持其流通。但在当时，政府似乎并不想努力去维护本不足值的铜钱的流通信用，反而有通过让铜钱贬值而获利的倾向。这种情况下银和钱同时在市场上流通，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人们自然会产生窖藏白银的倾向，使市场上流通的白银减少，银价就难以低落。

　　因“劣币驱逐良币”而倾向于持有和囤积白银，是人们的一种理性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在政府不当货币政策的刺激之下，人们对白银的偏好就可能超出合理的程度，形成了一种“白银偏好陷阱”。

　　事实上，当时国际上白银价格的长期趋势是下跌的，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国际储备贬值的问题。到日后白银外流时，国际储备贬值的损失表现得更为明显，而这一损失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过度的白银偏好造成的。

　　“银荒”背景下的政策教训

　　“中国银贵”，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是一种带有偶然性的地质学现象，正如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可能存在不同一样。因为白银是一种货币，且银本位是中国货币制度的一个必经阶段，那么中国就需按高价进口大量白银来满足本位货币的数量需求。这是一个“银荒”国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但这段时期政府的相关政策，存在不少值得反思的教训。首先，明清政府实行的海禁政策，一方面加重了中国商品定价偏低的倾向，另一方面使中国商人失去了从远洋贸易中获利的机会，这导致了白银流入量的减少。其次，不当的货币政策引起的白银囤积偏好，导致白银从市场上大量流失，从而使得银价在持续流入的情况下依然居高不下。这一方面反过来又锁定了中国商品的偏低定价，另一方面也影响了白银在当时生产出口商品的手工业部门的积累，后者很可能构成了工业革命未能率先在中国发生的一个原因。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