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鹤：天生读书狂

　　

本报摄影记者/杨彦“一直没有算过自己有多少书，总有四五万本吧。”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周振鹤奉行只进不出，有价值就买的原则，成为上海滩数一数二的藏书大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个爱书入迷的人，“迷恋到不正常，我说我有病，一点都不错。”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周振鹤低敛凝重的双眉，翻惯书本的双手轻巧地打开一封封信件。66岁的他声音厚重得近乎慵懒，深深浅浅地略过办公室几十个未开的书箱。“过去，家里书堆不下，就在办公室堆着，堆到不能再放。所以进到我的办公室，只能站着讲话，四周都是书，不能坐。”他的嗓音突然提高，溜出几声明朗响亮的笑声；他回忆起一年前搬到现在的办公室之前，房间已被他的书占满，以至于办公室的其他人也像他一样，“无法在里边工作”。

　　在他离复旦大学不远的寓所中，一处，满屋是书；另一处，四壁是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对藏书颇有心得，他声称上海滩有他家那般规模的，不会超出10个。但在周振鹤面前，他甘拜下风。“江晓原家那个书架，是小规模的，比较矮。我的比他规模大，是三米长的五个大书架，高到

天花板。他的钢书架装了一万多本书，我的装了两万五千本。”周振鹤再一次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藏书捡漏

　　周氏藏书，只进不出。1978年他到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只有小小一架书，但之后，藏书量便爆炸性增长。“我住的地方，原来只有一间半房子那么大，有一间全部堆满书，堆得乱七八糟，我就在一堆书里工作。堆得太高，有一次半夜‘啪’一声倒下来，发出很大声响，把我们都惊醒了。”

　　让周振鹤记忆犹新的是，初中时，女儿写了一篇作文，大意是：从小时候开始，我就看到我们家里都是书，一睁开眼就是书，墙上是书，桌上是书，床底下是书，到处都是书。他记得那时候，他逐渐膨胀的书已经占领了女儿的床底。

　　后来搬到教师公寓，住房条件略微改善，周振鹤定制了装在墙上的书架，“不像很多人做的那种漂亮的书橱，那装不了多少书”，一共九层，装得满满当当。再后来，他购买了那套底层的房子，五个底下装滚轴的专业钢质书架顶天立地，满架图书压面而来，俨然一个私人图书馆。

　　“一直没有算过自己有多少书。总有四五万本吧。”“哪有时间分类，我有一大堆做不完的事情。只能买了丢在那里。”周振鹤感叹说，曾经有学生帮他编了很长一段时间目录，但也只编好两类：中外对照词典和晚清民国教科书，“离全部编好目还远得很”。

　　现在，他只巴望着早点退休，退回他的藏书室内，“给那些书一本一本编好目写好提要，告诉大家它们有什么用”。长期以来，他秉持郑振铎的藏书理念，图书馆不收、目录学不讲，藏书家不重、但有价值的书，都要买。“郑振铎先生的《西谛书目》比他的《西谛书话》更有用，因为他收了很多书。张元济只收好版本。但郑振铎很高明，除去好版本，罕见的书、重要的书，即使版本不好也收。我跟郑振铎比较像，我怕遗漏好书。这也等于替国家保存一些好书，捡漏捡一些好书。”

　　由于“只进不出”，书越来越多，周振鹤最近割舍了他那景观甚好、甚为喜欢的住房，换了一套复式房。三百平方米的房子将继续容许他捡漏补遗，坐拥书城。

　　四海搜书

　　多年前，周振鹤在地摊遇到一本《东印度航海记》，18世纪的西文书，“在欧洲已经卖到三千多欧元，等于人民币三四万块”。他懂，他遇到了。卖书人看不懂英文，“本来卖给我都是一百块一本，他觉得这本书的纸张好像比较古老，说就两百块一本，两本四百块。”周振鹤乐了起来：“呵呵，这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

　　淘书的日子不乏乐趣，在杂乱的书摊甚至脏乱的垃圾收购站之间，懂行的周振鹤不止一次拾得金子。光绪年间用上海方言撰写的报纸《圣教新报》，就是他偶然从收破烂的人手里买来的，他一再说“很难得”。

　　“有的地方，偶尔去一两次，就能买到好书。譬如说，我到天津一年不过一两次，却碰到很多好书。这证明天津有很多人不买书，否则轮不到我。在天津买到的几种好书，真是非常之好。”六七年前，在天津第三工人文化宫，周振鹤买到了一本光绪皇帝的英文老师张德彝写的《英文话规》，“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英文语法书，线装书，很难得，国家图书馆根本没有。我花三十块钱就买到了。”

　　以2000年为界，周振鹤划分了淘书的不同光景。在此之前，书摊乱摆，书市喧嚣，他时常跑北京、天津、南京等地，每周去文庙报到，还不时光顾塞纳河畔、东瀛书店，善于“乱中取胜”，每有所得，载奔载欣。之后，街道日趋规整，书摊渐衰，良品遁入拍卖行，令读书人望而却步，拍卖行之外，半懂不懂之人漫天要价，读书人讲理不通，每失望而归。如今，他顶多上孔夫子旧书网“捡一点漏”。

　　“现在买不到书的原因，不是没有书，而是没有钱。以前用比较少的钱就能买到书，现在好书很贵，到拍卖行买书的人多半是不看书的人，买书是为投资，不是为了用。”周振鹤叹息说，“我感觉过去人们买书有时还是为了文化，现在很多人买书是为了投资。”

　　但周振鹤的藏书，是不卖的。尽管他也知道，这些书拿去拍卖，“也会拍出很高的价钱”。他将书看作文化遗产，“总归是要给国家的。”但作为一个读书人，他仍担心身后这批书的归宿，“我们买书是有眼光的，好不容易把它们收集起来，如果再损失掉，那就太可惜了。”

　　嗜书如命

　　网上有一篇《梦蝶放鹤搜书记》，记述了周振鹤四海搜书的历程。周振鹤说用“梦蝶”二字，大概是由于他喜欢《庄子》，他的随笔集取名《随无涯之旅》，“我做的事情都是很实的，人浪漫不起来，就欣赏浪漫的东西。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但在阅读、藏书方面，周振鹤更欣赏章太炎的八个字：“学以求真，不在致用”。“我读书无甚偏好，只要对研究文化、研究历史有用，我都要。买书也是一样，不看有没有用，有价值就要买。”

　　周振鹤买书，完全超出专业。读研之前虽学工科，但已广泛涉猎文科；以学术为业后，但凡有利学术研究者，一概纳入屋中。除此之外，便有与社会政治相关的、有趣的、好玩的书，统统在有效射程之内。书买来后束之高阁，隔它五年八年才派上用场，也是常事。“像那两本《清末民初政情内幕》，名字是花头，其实是澳大利亚人莫理循的信件。他做过《泰晤士报》记者，清末到中国，民初又做过袁世凯的顾问。结果呢，当时没人买，卖特价，一出来我就买，十年后，我写关于东洋文库的文章才用到这两本书。”

　　常年与书打交道，对于书，他视之淡然，用之欣然。而每谈及书，他深邃的眼神里，总有一种冷淡的热情，一种书生的激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个爱书入迷的人，“迷恋到不正常，我说我有病，一点都不错。”他小时候就爱书，订了两份报纸《青少年报》和《中国少年报》，读完要订成本子，破的地方补起来。“小时候就是这样，很认真的。所以我觉得读书种子是天生的，教不会的。”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一生随无涯之书旅，周振鹤无怨无悔，因人生本然如此。“当然，一个人能成千年老妖最好。我常和学生讲，做学问研究，必须有九条命。”而他承认，书就是他的命，“另一条命”。

　　周振鹤，1941年生于厦门，1959年～1963年就读于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矿治系；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师从谭其骧院士，198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为我国首批两名文科博士之一。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兼职有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行政区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已出版研究专著《西汉政区地理》、《体国经野之道》、《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合著《方言与中国文化》，主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并有论文集《逸言殊语》、《周振鹤自选集》、《学腊一十九》及学术随笔集《随无涯之旅》，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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