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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科学发展观 解决经济社会难题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30日 00:21 中国经济时报

  ■本报记者柏晶伟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过程中有重要意义。科学发展观的主题: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方式是统筹兼顾。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迫切需要解决的新矛盾新问题,如何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时下学术界、政府研究机构讨论的热点问题。

  11月25日,由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山西省改革创新研究会和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共同主办研讨会,来自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工商联、财政部财科所、北京大学等机构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出席了会议,共议国事。周为民、吕日周分别主持了会议。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协调发展

  张卓元(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十七大报告提出,实现未来的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这是非常重要的提法,对今后我国经济建设有非常重大的指导意义。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制定“十一五”发展规划建议的时候,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目标,认为要顺利实现“十一五”规划,使经济社会转入和谐发展的轨道,必须从多年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的增长方式。实践证明,那时候提出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因为经济的粗放式发展在我国已经难以为继了。当前

中国经济发展有两大瓶颈,一个是资源,一个是体制。

  最近两三年我国经济以两位数增长,但是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已经从2005年以来持续出现了“三过”: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二是信贷投放过高,三是贸易逆差过大。

  在这个背景下,要求转变发展方式,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并且除了要转变粗放式增长方式以外,还要更加重视扩大需求问题,更加重视自主创新、更加注重节能减排的问题。所以十七大提出了要从一个转变扩展为三个转变,就是促进经济增长,第一,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第二,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第三,由主要依靠自然资源的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方面转变。

  我认为,转变发展方式最难的而且现在最需要的,有三点:一个政府改革,一个是财税改革,一个是价格改革。

  提高“民质”改善民生

  解思忠(国务院国资委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 )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要改善民生,必须提高“民质”,即国民素质。

  近年来,一些发达地区城市根据我国确立的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相继提出本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由于对什么是现代化,以及国民素质对实现现代化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缺乏认识,一些地区提出的时间表难以切合实际。我们并不否认某些发达地区会率先实现现代化,但绝不能只盯着经济方面的指标,只注意社会现代化,而忽视了人的现代化。

  对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来说,要改变落后面貌同样也必须首先提高人的素质。“十一五”规划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任务,其中就包括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既是建设新农村的目标和任务,也是建设新农村的奠基性工程。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村庄建设”、“道路建设”,更重要的是“人的建设”,即农民素质的提高。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传统农民通过分工分业,转化为二、三产业劳动者的过程;能否顺利完成这个转变过程,农民的素质起着关键作用。对于贫困地区来说,扶贫开发的关键也是解决“素质贫困”问题,即教育农民的问题。

  应该说,半个多世纪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的国民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们的国民素质与现代化的要求,以及与发达国家的国民相比,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中华民族曾经为人类创造过灿烂的文化,但由于长期的落后与不发达,我国的国民素质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既包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也包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这一点尤为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人为本的基础就是“育人为本”,也就是总书记所说的“优先发展教育”。只有优先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民生问题。

  完善省以下体制是深化财政改革的重中之重

  贾康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这为深化财政改革和推进公共财政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思路,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内涵。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启动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分灶吃饭”财政体制改革,作为总体改革的一个先行部分,这以后的十余年间,财政的分权可以概括为一种行政性的分权。经过反复探索,我们在1994年进入了财政分权改革的第二个大的阶段,就是经济性分权,实行了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这个新体制。

  在进入分税制阶段以后,中国的财政运行和经济运行体现出了一系列随之而来的正面效应,但在1994年以后,在中国的县乡即被人们称为基层的地方政府低端的层级上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财政困难。

  1994年以后,在实际运行中间,我们地方政府四个层级中间,很明显地出现了事权的重心下移而财权、财力的重心上移的这样一种背离。省和市是地方四个层级中的高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统计,在1994年到2000年之间,省级财力的比重从16.8%,一步一步上升到了28.8%,每一年差不多提高两个百分点。那么市一级呢,还很难拿到详尽的统计数据,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有333个地市级的单位,这些行政单位里边,现在统计是280个实行了市管县体制,在市管县体制下,高端把财权和财力的重心往自己这个层级上提升。这样一来,中央在分税制之后,当然要提高中央占整个财力分配中的比重,来履行中央转移支付、支持欠发达地区的这个职能;省和市两级,作为地方的高端,也提高了自己的在财力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所苦的自然就是县乡两级。

  事实证明,我们省以下的财政体制,即使在发达地区,也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分税制状态。那么它演变成什么呢?演变成了各种形式的、五花八门的、复杂易变的、讨价还价因素非常浓厚的分成制和包干制,这些传统体制下和过渡形态下,我们已经意识到有明显弊病的分成制、包干制,在过渡中间变成了省以下体制的凝固态,这种凝固态带来了运行中间所出现的县乡财政、基层财政的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简单地依靠增加中央的转移支付去解决县乡财政困难呢?我们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可以努力地增加中央对欠发达地区、对基层的转移支付,但是在整个体制安排没有理顺的情况下,中央这么做,是事倍功半、力不从心、难以持续的。因此,完善省以下体制将是深化财政改革的重中之重。

  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新格局”

  陈永杰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 

  中共十七大在再次强调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新格局”,这是十七大在所有制问题上的最新表述,是十七大的一个新观念、新理论、新亮点,它内涵深刻、影响重大、意义深远。

  如果说,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的话,那么可以进一步说,新时期的最大改革就是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最大开放就是吸引外资进入;快速发展的最显著成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的空前大发展;与时俱进的最主要标志就是改变传统所有制观念、树立全新所有制观念,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什么是各种所有制经济“新格局”?这个“新格局”的最主要最显著的“新”、影响最根本最深远的“新”,就是彻底改变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观念、政策和法律,进而彻底改变了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的命运。这个“新格局”有几个重要方面:一是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新观念新理论,二是制定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新法律新政策,三是确立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新地位新作用,四是赋予各种所有制经济以新内涵新内容,五是带来各种所有制经济社会阶层的新变化新关系,等等。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变化发展过程和实际结果来看,这种“新格局”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今后还将进一步发展、健全和完善。

  “三农”问题的症结

  何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途径,以及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蓝图。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彻底解决“三农”问题。虽然本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农民生产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但“三农”问题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仍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三农”问题为什么这样难解决,除了历史原因之外,还有现实的原因。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国原来的社会主义模式是照搬苏联的,我国的“三农”问题就是这一模式造成的。在理论上,确立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二者就不平等,这是城乡差距扩大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在体制上,依据两种所有制理论建立起来的两种所有制体制,在社会资源占有、使用、以及收入分配上,城乡是不平等的,农民除了占有集体土地外就一无所有,使资源分配体制化。在制度上,计划配置资源、财政收入及分配、社保、医疗、教育等等都是向城市倾斜,使二元结构制度化。在政策上,农民是二等公民,在经济、政治、文化、户籍、社会地位等等方面都与城市有差别,享受不到同等公民待遇。

  在两种所有制理论的指导下,对“三农”问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具体差距表现在:经济上的差距。出现四个剪刀差。即价格“剪刀差”,农民工工资“剪刀差”,征地价“剪刀差”,教育、卫生“剪刀差”。此外还有知识上的差距,政治上的差距。

  由于这些差距的存在,城市发展了,富起来,现代化了,而相比之下,农村却落后得多。“三农”问题在我国,从理论到体制,从体制到制度,从制度到政策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使原有的城乡差别雪上加霜,究其原因,两种所有制理论是“三农”问题的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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