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站：1964，日本睁开双眼　（下）

　　

　　圣地穿越

　　本报记者 李关云 东京报道

　　那些睿智的商业思想如何融入奥运血液？那些伟大的城市如何借助奥运更加伟大？本报记者将重走二战之后的15个奥运主办城市，为您与北京探寻答案。

　　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启了日本二战后最大的经济增长期。从1965年到1970年，日本经济持续增长57个月，这一时期被称为“伊扎那岐景气”（Ｉｚａｎａｇｉ Ｂｏｏｍ）。在这段时间内，日本经济整体增长122.8％，工资上涨幅度达到了114.8％。

　　“伊扎那岐景气”

　　1964年东京奥运会留下了什么遗产？

　　虽然这个问题智者见智，答案五花八门，却也有高度一致的地方——大多数人在第一时间想到了新干线。

　　东京2016年奥申委主席河野一郎说：“我觉得奥运会是日本的一个转折点，日本经济就是在那个时段开始起飞的，新干线的开通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标志。”

　　1964年7月25日，全长515.8公里的东海道高速铁路竣工，成为东京与大阪之间的交通大动脉。高速铁路没有采用传统的1.067米轨距，而是采用了1.435米的宽轨制，并创新性地引入了自动列车控制装置和列车集中控制装置，使列车的最高时速达到了200公里。

　　经过几个月的试运行之后，东海道高速铁路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举办期间正式启用。为了与东海道地区的传统铁路相区别，这一段高速铁路被称为“东海道新干线”。

　　“新干线”这个名字，在随后成为所有宽轨高速铁路的统称。

　　“新干线的开通，让我感觉到日本变小了。”曾经为ＮＨＫ转播东京奥运会的杉山茂告诉记者。“东海道新干线”从开通之日起，每天运送旅客就超过6万人次，在随后的10年之间，它的运力上升至每天34万人次。东京与大阪两个经济中心之间的联系，也随之变得更加紧密。

　　新干线的开通，被日本奥委会总裁竹田恒和看作他奥运记忆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让我们感觉到东京的变化天翻地覆”。

　　然而与日本宏观经济的变化和各个产业的发展相比，新干线的开通只能算是冰山一角。

　　从1956年东京再次申奥，到1964年东京奥运会成功举办，日本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日本经济企划厅的统计数据表明，在1955年到1965年之间，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产业结构也开始转变。日本第一产业在1955年占ＧＤＰ产值的17.3％，这一比例在1965年降低为9.8％。在此期间，第二产业占ＧＤＰ的比例，则由20.9％上升到31.4％。

　　以工业为主导的第二产业，在日本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这也导致了就业结构的变化，农业人口开始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

　　日本经济企划厅的统计数据显示，1955年日本的第一产业拥有41.1％的劳动力，第二产业仅拥有就业人口的23.4％，第三产业拥有就业人口的35.5％。而在10年之后，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雇主”，雇佣了43.7％的劳动力，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口也上升为31.5％，而第一产业雇佣的劳动力，则缩水到24.7％。

　　日本的重化工业在这一时期发展迅猛。1955年，日本的石油化工业几乎从零开始，然而在1970年生产规模就达到世界第二位，仅乙烯年产量就达到395万吨。1955年日本粗钢产量仅为941万吨，而1965年粗钢产量已经超过4116万吨，仅次于当时的美国和苏联。

　　1959年5月，东京正式获得1964年奥运会举办权。在一年之后，当时的池田内阁就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希望在10年后实现人均国民收入翻倍，达到20.8万日元。

　　随着经济的增长，日本的消费结构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日本银行调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53年，日本的恩格尔系数高达55.9％，远远高于欧美国家（恩格尔系数是指饮食费在家庭最终消费中所占的比重，恩格尔系数越低，表明生活水平越高）。

　　到1963年，日本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低为39.3％，虽然离美国的23.4％还有很大差距，但已经非常接近于英德法三国的数值。

　　竹田恒和还记得奥运前后日本经济的变化：“东京奥运会之前，拥有电视机的家庭很少。而在奥运会之后，所有人都想要买电视机，而且他们也开始能够承受电视机的价格，人们的收入在那段时间内增长了很多。”

　　在东京奥运会举办的这一年，日本的收音机产量达到2437万台，位居世界第一。东京奥运会也刺激了电视机产业在日本的发展，根据日本银行调查统计局的数据，在东京奥运会举办10年之后，日本电视机产量达到世界第一，1974年1340.6万台的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24.9％。

　　“越来越多的家用电器开始进入到普通日本人的生活之中。”在杉山茂看来，这是东京奥运会前后日本经济起飞的一个缩影。

　　总之，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启了日本二战后最大的经济增长期。从1965年到1970年，日本经济持续增长57个月，这一时期被称为“伊扎那岐景气”（Ｉｚａｎａｇｉ Ｂｏｏｍ）。在这段时间内，日本经济整体增长122.8％，工资上涨幅度达到了114.8％。

　　日本企业的国际步伐

　　对于很多日本企业而言，1964年同样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抓住日本经济起飞的机遇成长起来之后，他们已经开始探索国际化扩张的道路。而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给了他们一个与世界接触的机会。

　　东京的银座汇聚了众多日本知名公司的总部，被称为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地段。在东京穿越之旅之中，记者正是从银座出发，追寻日本企业1964年发展轨迹的。

　　从地铁银座站出来，色彩缤纷的霓虹灯就闯入了你的眼帘，各大企业的Ｌｏｇｏ在夜空中此起彼伏地闪耀。

　　在银座站旁边，一群行人在日产汽车的展示厅前停下了脚步。透过玻璃墙，他们正在欣赏日产最新推出的汽车，有的人还拿出手机进行拍照。在与雷诺联盟之后，日产汽车毫无疑问是一家全球性汽车公司。

　　然而在半个世纪之前东京奥运会举办之际，这家公司刚开始迈出国际化经营的步伐－－1960年9月，这家公司才在美国建立了分公司。

　　1964年，对于丰田汽车而言，也是一个关键的年份。

　　这一年的春天，丰田英二召开了公司高层领导会议，讨论的议题就是关于丰田下一批普及型轿车的研发战略。

　　在这次会议上，丰田英二还对当时内部代号为179Ａ的那款新车开发计划存在一些疑问，他担心这款“过于优秀”的新车会影响公司原有车型的销售。

　　不过179Ａ最终还是在1966年推向市场，并被正式命名为花冠（Ｃｏｒｏｌｌａ）。这款车在全球汽车业内引发了地震，被视为帮助丰田成为全球汽车业领袖的拳头产品之一。截至2006年，Ｃｏｒｏｌｌａ各个系列车型累计生产超过3200万辆。它超越了福特的Ｔ型车和大众的甲壳虫，是世界上畅销时间最长的民用普及型轿车。

　　在日本汽车业的三大巨头之中，本田汽车可以说是年轻的“后起之秀”。东京奥运会举办前后，生产摩托车起家的本田宗一郎刚开始进入汽车领域。1963年，本田宗一郎推出了他的第一辆汽车“Ｓ500”赛车，而微型货车“Ｔ360”也在当年问世。

　　这一切并不是巧合，在日本筹备东京奥运会的那段时间，正是日本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时期，汽车产量急剧上升。

　　1959年日本汽车年产量仅在五十万辆左右，而在1962年，汽车产量就提高到100万辆。日本汽车产量在1961年超过意大利，1964年超过法国，1966年超过联邦德国。到1968年，日本汽车年产量达到355万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汽车生产大国。

　　今天日产公司汽车展厅的对面，矗立着一栋古典建筑风格的大厦，大厦顶部的钟塔是“和光楼”最为显著的标志。“和光楼”历史非常悠久，修建于1932年，是在二战后期的东京大轰炸中幸存下来的少数建筑之一。而“和光楼”的主人是创立精工公司的鸟取家族，精工公司与日本现代钟表业的发展有着不解之缘，与奥运同样如此。

　　1873年1月1日，日本开始使用西式日历和计时体系。一年之后，14岁的鸟取金太郎成为东京一家钟表店的学徒工。在21岁的时候，鸟取金太郎开了一家修理钟表的小店，这家小店就是记者今天看到这栋“和光楼”的始祖。

　　在1892年，鸟取金太郎创办了精工社。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精工已经成为日本钟表业的领袖，但与瑞士那些坐拥数百年历史的钟表业豪门相比，精工仍然只是一个小公司。

　　正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给精工带来了一次追赶瑞士豪门的机会。当时精工承担东京奥运会的官方计时工作－－精工是第一家赢得这项工作的非瑞士公司。精工为东京奥运会特别研制了便携式石英计时钟，首次使世界纪录精确到百分之一秒。

　　通过东京奥运会，精工首次在国际上打响了自己的名号。精工钟表公司东亚区市场总监梅本宏彦告诉记者：“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很多运动员都购买了我们的手表，精工表的品牌也随着这些运动员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借助在东京奥运会上开发便携式石英钟的经验，精工继续探索生产石英表的可能性，并最终在1969年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块石英表“爱思聪”，最终引领全球钟表业告别机械表时代。

　　从和光楼往前走100米，街道对面就是大名鼎鼎的索尼大厦。

　　这座大厦在1964年6月正式破土动工，盛田昭夫和井深大在1962年就决定要建造索尼大厦，并委托东京奥运会驹泽体育场的设计师芦原义信负责索尼大厦的设计工作。他们原本希望大厦能够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举办之前竣工，然而土地购买方面的问题使得工期延后。索尼大厦最终在1966年完工，一共耗资32亿日元，相当于索尼公司当时的资产总额。

　　同样是在东京奥运会前后，索尼开始把眼光投向国际市场。

　　1959年8月，索尼在瑞士苏黎世设立办事处，并在第二年设立销售公司，从此进入欧洲。1960年，《朝日新闻》上刊登了索尼的招聘广告：“聘用英语流利的日本人，担任索尼驻海外推销员。”

　　1960年2月，位于纽约的索尼美国分公司也开始运营，销售晶体管收音机和电子产品。

　　1961年6月6日，索尼成为第一家在美国发行美国存托凭证（ＡＤＲ）的日本企业，200万股ＡＤＲ让公司资本达到21亿日元。到1963年，索尼在美国第二次发行ＡＤＲ，300万股在1小时内销售一空。

　　而真正能体现索尼国际化的是高层团队的全球化，1963年6月，他们的销售公司老总盛田昭夫举家迁到了美国，他每两个月才回东京待一个星期，他在美国与日本之间的频繁往返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索尼的国际视野。

　　第二年，东京奥运会开幕，索尼也在同年9月基本完成了栅控彩色显像管的研制，向日后市场霸主的宝座又迈出了一大步。

　　而东京奥运会之后的20年，更是索尼实现高速国际扩张的20年，作为索尼国际化运营的发起者和执行人，盛田昭夫跨越太平洋的频繁穿越直至1985年才最终结束。

　　1964年，对于索尼公司和盛田昭夫而言，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而对被称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来说，1964年东京奥运会举办之际他已年逾古稀，影响力也在这个时候达到了一个顶峰。

　　1962年，美国的《时代周刊》把松下幸之助的全家福登上了封面。1963年，在ＮＨＫ的策划下，松下幸之助和日本首相池田勇人进行电视对话，这个特别节目创造了新的收视纪录。

　　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电视转播之中，大约20％使用了彩色信号，这直接刺激了日本彩色电视机的销量。索尼和松下，由此开始围绕彩色电视机进行交锋。

　　正是由于日本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把竞争舞台搬到了国际上，使这个时段内的日本企业一举开创了全球最为核心的发展潮流。

　　东京奥运的第二年，日本对美国进出口比重出现关键性变化：1965年日本对美出口比重上升到29.3％，对美进口比重却下降到29％。

　　这表明日本产业的贸易结构，从进口方面的对美依赖，转变成出口方面的对美依赖。从这一点上看，1964年成为划分日本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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