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公平！保卫荣誉！——世界反兴奋剂斗争史

　　本报记者 袁雪 综合报道

　　1960年罗马奥运会，100公里自行车计时赛正在进行中，丹麦运动员克努德·詹森突然轰然倒地，再也没有爬起来。

　　最初，人们以为是时近正午的烈日导致詹森中暑而亡，尸检结果揪出了元凶——过量的苯丙胺和酒精的混合剂。兴奋剂可能造成的严重问题由此进入到人们关注的视野，打击兴奋剂的战役吹起号角。

　　第二年，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即宣告成立。在经过了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小规模药物检测后，1968年的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全面药检在所有比赛项目中正式启动。

　　该委员会的工作步履维艰，对于兴奋剂物质的确定似乎总也赶不上新药品研究开发的步伐；用何种检测方法认定某种药品确实被运动员服用也因对人体细致研究结果的不足而难以确定；各个体育联合会的执法多是敷衍了事。

　　医学委员会的少有作为让国际奥委会在反兴奋剂问题上的权威性大减。在人们如潮的猜疑和批评中，成立一个独立的反兴奋剂机构势在必行。

　　1999年，首届世界反运动禁药大会在瑞士洛桑举行，现今该行动的擎大旗者，世界反兴奋剂机构（ＷＡＤＡ）应运而生，国际奥委会委员理查德·Ｗ·庞德成为该机构的主席。

　　为了凸现独立和公平的特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组织架构达到了相当的平衡。

　　来自体育领域和政府相同数量的代表各占半壁江山，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遵循着体育界代表和政府界代表轮流担当的原则。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每年的预算也由奥林匹克运动组织和政府平摊：国际奥委会从奥运会电视转播权收入中拿出钱来支付奥林匹克组织的那部分，政府方面则根据各国达成的协议各洲际按比例承担。

　　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建立之初，每一个运动项目、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反兴奋剂规则，当务之急是在各个参与者中建立一致性。

　　2003年3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二届反兴奋剂大会通过了历史上第一份《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下称《条例》），整个体育领域和所有国家中都将以其为标杆。

　　《条例》制定了一份禁用药物和手段的名单，一套制裁的标准，最佳行为的规范和每年对名单进行修订的程序，并且坚决把任何与决议相关的争议交由体育仲裁法庭处理。

　　然而协议的签订并不能完全保证行动的统一，反兴奋剂领域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被一些媒体称为反兴奋剂圣战斗士的主席庞德多次“炮轰”体育联合会的工作乏力，国际足联就是他公开树立的“敌人”之一。

　　2004年，《条例》正式生效后，国际足联因迟迟不肯签署而首次面临被逐出奥运会的窘境。

　　就在雅典奥运会开幕的不到3个月前，国际足联终于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其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过节还刚刚开始。

　　《条例》的签署并没能让国际足联变得守规矩，它在处理违禁者时依然我行我素，一律从轻处罚。与此同时，国际足联还坚持进行个案处理，拒绝对违禁者处以全球统一的两年禁赛。在多次警告未果的情况下，忍无可忍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2005年再次向国际足联下达最后通牒：若不执行《条例》，将无缘2008年奥运会。

　　2006年世界杯开幕式的前一天，在各方压力下，国际足联终于在大会上投票决定全面遵守《条例》。与会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看到投票结果后，立刻鼓掌欢迎，世界上唯一一个不接受《条例》的体育组织终于回归。

　　修订后的《条例》没有让这三大联合会满意，该项条款继续保留。在此次修订过程中，更加强调严格和公平两个宗旨。

　　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对于初犯且情节严重的违规由原来的禁赛2年提高到4年，所谓情节严重包括运动员服用或持有多种被禁物质以及卷入大规模集体服用兴奋剂事件。另外，Ａ瓶尿样检测结果呈阳性后该运动员即被自动禁赛，且检测Ａ瓶尿样和Ｂ瓶尿样之间的时限间隔缩减为一周。

　　在本届反兴奋剂大会结束之后，国际足联与庞德的讨价还价将告一段落。并非这位强硬的主席有所让步，而是因为本届反兴奋剂大会已是庞德所主持的最后一届。12月31日，这位连任三届的铁腕主席将交出职权，接替他的则是

　　世界反兴奋剂事业将掀开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