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动到劳役

　　■刘诚龙

　　我们的小学课本上好像都写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工，学军，学农，都在“兼学”之列，但我没学过军，我的姐姐学过，全身穿青蓝咔叽布，用一条麻绳带子捆住腰间，不爱红装爱武装，真个飒爽英姿，她们在山里打野战，这事情比什么都有趣，可惜轮到我读书了，学校不学这事了；学工我们都没学过，我们那里直到现在，还只有手工作坊味道的红砖厂，真正意义上的工厂还没有，无法学工；学农的资源特别丰富，我们也几乎天天在学农，但老师说，那是在“做农”，不是“学农”，老师的意思是，不是在学校里的，就不能叫做“学”。

　　就像现在什么都叫做基地一样，我们那时也叫做“学农基地”，我们学校叫“东岭学校”，坐落在东岭大队，属于大队办的学校，自然也就由大队划了一块山地做学农基地，那基地开垦之初，树林荫翳，灌木丛生，好一个“猛恶林子”，我也是小小的拓荒人，我大概读一年级吧，我的哥哥姐姐们“坎坎伐檀兮”，他们负责抡斧头砍树，我们负责把那些枝枝柯柯拖回学校，学校离基地怕有三五里路，我们一二年级三四个班百多号“虾兵蟹将”，各自拖一根两根枝桠，拖得飙走，络绎于途，首尾不可望，蔚然壮观，我一个上午要拖三四个回合，不觉其累，因为不要读书，所以还相当兴奋，干得特欢的，满头大汗，张开五指乱擦汗，把树脂泥巴全涂在了脸上，惟剩下两只清澈的黑眼珠发亮。荒垦出来后，那“猛恶林子”成了一座“红丘陵”，那模样就像青丝少女剃了个“尼姑头”，我们在“尼姑头”上开辟了一块块梯土，上面种红薯，种芝麻，种花生，种麦子，种茄子辣子豆角马铃薯……这些高级活计开始没我们的份，都是老师带领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干，每次看到他们拿起锄头、镰刀、铁锨、簸箕、扁担、箩筐到学校去，又不用读书啦，让我们羡慕不已。及长，我们到了三四年级，这活轮到我们来干，几十上百人，从山麓到山腰，从山腰到山头，银锄飞落，闹声漫天，各班还有各班的红旗招展，那情景现在想来依然动人。

　　春种秋实，春种一颗子，秋收万粒粮，收获时节，粮食确实爱人。红薯满簸箕地担，花生满箩筐地抬，辣椒茄子满篮子地背，谁不兴奋呢？十来岁十多岁的人能让泥土地里变花样似的变出红的、黄的、白的、方的、扁的、圆的等等粮食来，没有什么比这能有成就感的了。而那时，其实我们也是暴殄天物，我们乱挖一气，胖如小兔子的红薯常常被挖成两三节，吊璎珞吊念珠似的花生常常是挖一兜盖一兜，这就便宜了附近的农民，待我们前脚走，他们后脚跟进，把我们的土再翻一遍，总能大箩小筐，满载而归。其实，农民拣我们的便宜，我们也拣农民的便宜，每到打晚稻之际，老师们就放我们去田里检稻穗，老师在课堂里先带领我们唱：“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形同出征前喊着号子的誓师大会。许多年后，我看到莫奈的油画《拣麦穗》，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我们也那样，像一群鸭子赶入广袤的秋后田野上，一穗一穗拾，一根一根地拣，一个下午能拣一大把，握在手头，背后是高秋，真像莫奈的油画。我是颗粒皆归公，有些狡猾的同学呢，他们往裤裆里塞了，往家里兜。

　　那时节，我心地干净得像一片白云，纯洁得像一泓秋水，我从来没想到禾穗还可以往家里兜，我也只管给学校干，也从来没去想我们种出来的红薯、麦子、花生以及蔬菜到了哪方，到了谁的仓里谁的桌上。每到收割，学校总是要给我们发一个几个作业本，老师说，这是你们的劳动成果。我们又跳又叫，欢天喜地，打着口哨尖声啸叫，老师这时候好像也挺开心与宽容，不以“扰乱课堂纪律”对我们绳之以法，让我们放肆表达心情。这是我们的半工半读？这是我们的勤工俭学？那时我们的学费特低，读小学一二年级好像只有一二块钱，高小也只有四五块，到了期末，老师还要“多退少补”，在我们的通知书上注明课本费多少，作业本费多少，总之，期末还要剩三毛两毛。我姐姐在我们那里的百年学府读初中，学费也不过七八块，期末返回最少有两三元。现在学校还会这样“期末结算”吗？恐怕是天方夜谭了吧。

　　人一长大了，人心就杂了。八十年代我读了初中，学费长了不少，再也没得到过不要钱的作业本了。学农基地还在，但很少去那里学农了，绝大多数时间都呆在教室里死读书，但偶尔也有劳动课程，比如学校要我们去煤矿挑煤。煤矿离学校十多里路啊，五六十斤担子压在肩头，来回三四十里地，也有少年不可承受之重，我们是腹诽多多了。我们在学校搭餐，交了搭餐费的啊，干吗要我们白劳活？我想起了我读小学那拖树枝，拖到学校里来做柴火，我们在学校里中午用餐，老师们给我们烧的就是这些柴火，我们不用交费了的，这是我们的“勤工俭学”吧。那么现在我们既交了搭餐钱，干吗又要我们无偿去挑煤？我们一路乱晃荡，那些煤啊，纷纷跳出筐来，到得学校，恐怕只有三四十斤了。人大了，人心真“坏”了。读初三上半期，我还去过学农基地，那是因为我调皮，放学了老师要留我的学，我以为会像以前那样把我关到教室上一把锁，老师回家去锄他家的红薯土与麦子地，结果不是，老师给了我一把锄头，叫我跟他们去。走啊走，走到的是学农基地。老师们叫做劳动，我叫做“劳动改造”，我也算是长大了，挖土是一把好手，我夹在老师当中一个劲地挖，边挖边听他们说笑话，甚至还听到那些带荤的笑话。我一直以为老师们是端庄无比的，听到那些笑话，我吃惊不小，老师也这样的？到了收工，老师们摘了茄子摘了豆角，当堂就分了，拿秤分，你几斤，我几斤。顿时，我对学农基地的美好情愫顷刻崩塌，我们的劳动原来是给老师做劳役？孔夫子教人学习，要人给束修，我没给老师束修，但我一把锄头在地里刨，是不是别一种束修？我当时真是那么想的，那种心理可以称得上半是天真？半是龌龊？这大概是介于长大了又未曾长大者的那心智吧。

　　而现在我想，不知道学农在那当口变味的，还是本来就是这个味，轮到我们学生这么来理解“学农”，不用其他什么“政策性因素”，学农基地这门功课肯定是开不下去了的。现在我再回到老家，回到当初的学农基地，都已被退耕还林，草长得很疯，灌木丛蓬蓬勃勃，树枝树桠直往上长，接天树叶无穷碧，总之，在那山坡上，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是荒芜，还是“茂盛”？几近又是“猛恶林子”了，那学农基地呢？好像是了无痕迹，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