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过剩流动性转化为结构调整的资源力量

　　■争鸣■王松奇

　　近年来，流动性过剩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中国更是莫此为甚。

　　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世界中，不同的经济体即使同样存在流动性过剩形象，但其产生的原因肯定会有所不同。例如，欧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出现流动性过剩常常与企业家的景气信心指数下滑有关；石油出口国国家的流动性过剩常常与油价暴涨和石油美元累积过度有关；中国台湾流动性过剩则是近些年来阿扁政权肆意贪腐大闹台独实体经济出现衰退和“空转”的金融衍生现象；……

　　那么，对我们的流动性过剩到底作何解释呢？

　　从迄今为止我们掌握的信息看，目前主要流行两种流动性过剩成因说：一是“外汇增长过快论”；二是“银行存差过大论”。

　　“外汇增长过快论”的逻辑思路是：由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过大，在现行的结售汇制度下，外币被自动转化为央行基础货币的投放，这部分新增的货币就会成为由正常经济增长需求引致的信贷供给形成的正常货币供应量之外的超额流动性。

　　“银行存差过大论”则是从银行资产负债平衡表的角度将全社会总存款大于总贷款的差额部分（十多万亿）看成是随时可进入流通对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形成冲击的多余流动性。将巨额存差视作过剩流动性，这是许多人都持有的一种看法。

　　在上述两种看法中，将巨额双顺差视作流动性过剩主要原因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当然，这其中也有人缠来搅去地引入所谓更“深层”的分析，认为储蓄过度特别是储蓄中的政府储蓄过度又是双顺差进而流动性过剩形成的根本原因等等。

　　我觉得，上述的流动性过剩原因分析尽管都有些道理，但却又不具备令人完全折服的解释力，关键在于这些解释说来说去只是着眼于“钱多了，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这样一个分析视角，而没有想到提出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不管这些钱从哪里来的，在我们这个具有‘黑洞式资金需求’特征的庞大且快速成长经济体中，钱为什么会有过剩之嫌？”

　　进行了这样的换角度思考之后，我们似乎又可以大胆立论：无论是国际收支中的双顺差还是银行体系中的巨额存差，这两种现象本身并没有性质上的良恶之分，关键在于我们的金融当局能否更聪明地运用一些调节手段使这些“过剩的货币”被有效率地运用出去而不是壅塞于金融循环中成为一股左冲右突、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投机力量。可以进一步分析：①一个国家有了巨额贸易顺差，不一定就意味着“国家益利”，但若出现巨额贸易逆差，那就肯定是“国家欠钱”；所以，顺差一般说都是好现象。②银行体系的存差决不能同流动性过剩等量齐观，发达国家许多银行的存贷比不足60％，但整体上并不存在流动性过剩，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拥有高效率的金融市场，市场能够提供足够的金融工具使得那些有巨大存差的银行可以通过表外业务、各类投资和流动性管理的方式把自己的钱有效地运用出去；③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难以满足的资金需求与难以消解的流动性过剩两种矛盾的现象同时并存，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这个经济体在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上出了明显的大毛病，因为这个毛病，就使得现有的金融体系不具备对储蓄——投资的循环流程进行有效疏导的能力，或者进一步说，它不具有对实体经济要素配置效率进行提升的自调节功能。

　　从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说，中国绝不存在类似于某些中东产油国家的那种纯粹的流动性过剩现象，我们的情况是：一方面保有超额的只能用于购买外国政府低息债券的超额外汇储备和10多万亿巨额银行存差；另一方面却在县域经济、三农领域和民营科技企业等投资方向上存在严重的资金可得性问题。也就是说，中国金融资源的现实状况是存量过剩和供给不足同时并存。

　　200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以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会议提出：要“把发展的积极性、充裕的资金、宝贵的资源更多地引导到加强经济社会薄弱环节上来”。在我们的经济社会中到底有哪些薄弱环节？怎样把这种“引导”行为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新金融政策和保证经济持续平衡健康发展的制度性安排？这是每个理论工作者、实务部门领导者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实际上，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已对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一条清晰的指导性线索，在《报告》的第五部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中，已明确提出了新形势下

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八项目标，即：（1）提高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2）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3）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4）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5）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放格局；（6）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7）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8）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在上述八项任务中，有七项是实体经济方面的调整目标，只有第七项是与资源分配制度有关的财税金融体制问题，但我们都知道，在市场主导型资源配置体制下，财税和金融改革能够对全社会的储蓄投资循环流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全社会流动性过剩的条件下就可以通过勾勒一个全新的金融政策思路来解决中国实体经济中存在的主要矛盾。

　　从经济发展现状看，中国虽然已经取得了年度ＧＤＰ总量第四、贸易量第三的经济大国地位，但是，与先进工业国家比，中国的人均ＧＤＰ只有区区2000美元左右，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依然相当低，而且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扩大化现象；从产业构成说，第二产业在ＧＤＰ总量中近50％的贡献比率表明中国已初步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不过也应当看到，中国的制造业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缺少自主创新品牌和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的状况依然未得到根本改变；在县域经济和三农服务领域，金融服务已无法支撑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在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后，尽管国内的实物资源供给已远远不能满足每年8％以上的高经济增长所提出的资源要素需求，但中国的各个地方政府都始终保持着高亢的扩张热情，而这种扩张热情正是经济易出现重复建设、结构失衡的社会根源。

　　针对上述发展薄弱环节，我们必须构思新的经济金融政策，用深化改革来提供一种服务于打造创新型国家、具有持续健康发展结构、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安排。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通过金融政策调整引导金融资源的流动和分配，就能使实体经济的结构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发生明显变化，我的具体建议是：

　　1、大力扶持创业投资活动，尽快推出创业板市场和若干个场外交易市场，让创新型、成长导向型企业最大限度地获得投融资便利。

　　2、鼓励科学发明和科技成果的应用和市场转化，对那些能对科技创意提供早期资金支持的天使投资人实施

个人所得税减免或抵扣的税收优惠，在全社会形成支持自主科技创新的风气。

　　3、放松金融管制，放宽对银行、证券、保险机构、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的资金运用渠道的限制，特别要容许上述几大类金融机构将总资本或总资产的一部分直接或间接用于创业投资。

　　4、进一步降低对县域经济、三农领域金融机构的行业进入壁垒，大幅度放宽新设该类机构的审批条件。同时，也允许民营资本成立以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再创业或就业为资金支持对象的小额放款公司。

　　5、进一步加大

汇率波动控制区间，让人民币币值顺应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寻求高效利用外汇储备的新方式；逐渐将藏汇于国家转向藏汇于民。

　　我确信，如果将上述五项建议作为新金融政策的内容，中国目前存在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就会在相当程度上得到解决，同时全社会的金融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资源流动方向的改变肯定会对中国经济结构优化以及经济社会薄弱环节的改善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