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宁波双城记：突进中的刷新

　　彭戈、叶文添、董娟

　　“天堂硅谷、自主创新”成为杭州坚守的产经主张，“产业集群、小狗经济”依然是宁波秉持的基本路线，两个城市的个性气质亦大相径庭、相去甚远。

　　同样是样板城市，杭州、宁波的商业际遇划出了两条令人惊叹的抛物线。和而不同、和谐差异，存在于两座城市之中的商人们，开始不约而同地清理思路、瞩望前路。

　　杭州VS宁波：商业层面的追溯

　　“浙商从来就不是一盘菜，而是一桌菜，每个地区自成体系，各有特色。杭州与宁波的商帮文化、产业结构和发展路径都有着很大的不同。”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副主任杨轶清对本报记者说。

　　宁波帮的商业简史要比杭州辉煌得多。作为中国传统商帮中唯一延续至今的“甬商”，唐宋以来便绵延不绝。早在130年前，来自德国的利希霍芬就曾热情洋溢地在日记中称赞宁波商人为“中国的犹太人”。学者林树建在《宁波商人》一书中写道：“宁波商帮拥有广泛意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纵横的历史坐标上，以不同的方式产生了各种影响。宁波商帮根在宁波，创业于上海，以后向全国辐射。”改革开放之后诞生的“新宁波帮”立足宁波本地，踏足实业，打造出雅戈尔、杉杉、奥克斯、方太等一大批知名企业。

　　相较而言，杭州在商业历史长河中并未形成过独有的商帮文化。也许是秀美的山水，以及富足的生活阻挡了商业创造的原始冲动，这个阴柔温婉的都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产生过像模像样的商贾巨子。但是，杭州的商业演进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渐凸显光芒。以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等为代表的企业家跃然而起，成为浙商群体中的“领袖级”人物。近十年以来，以阿里巴巴、网盛科技、浙大中控等泛IT类新生代企业开始扬名立万，同时催生出新产业模式的二代企业家群体。

　　“虽然历史传承有所不同，但无论宁波还是杭州，以及浙江的其他地方，浙商内在的商业基因以及商业创造力一直存在，遇有适当的时机必定破土而出。”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研究中心主任陈建军表示。

　　不同的路径，一样的挑战

　　华立的所作所为是“自我革命”的显例。

　　“华立已经从仪表转向以医药为龙头的多元化发展方向，产业调整仍在继续之中。”面对本报记者，掌控着上百亿元资产、旗下拥有四家上市公司的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坦言。对华立而言，曾经缔造了最初辉煌的仪表领域，已经没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仪表是小产业，总体容量有限，同时这个市场的不透明也影响着华立的发展。”汪力成说。

　　长达数年的产业调整，汪力成持续不断地进行多元化尝试，以期寻找到支撑企业未来更长远发展的新增长点。虽然在多元化尝试中遭遇挫折，但汪一直没有放弃努力。“企业越大，我的危机感就越强，华立离破产很近。”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汪力成舞动手臂，一遍遍重复着。

　　不仅仅是华立，杭州诸多企业也在进行着产业的变形和升级。浙大中控技术有限公司总裁金建祥，这位学者出身的新浙商告诉本报记者：“虽然国内市场竞争者不多，但中控一直没有放弃对自主创新的追求和坚持，我们现在瞄准的是霍尼韦尔这样的跨国巨头。”

　　“杭州的企业群呈现出高科技化趋向，在自有知识产权、企业核心竞争力方面，有着更强的优势。在抵御外部政策和市场风险方面，比宁波的产业集群有比较优势。”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小平说。

　　“块状经济”是宁波的显著特征，宁波的产业集群众多，单体规模超过10亿元的就有6、7个之多，像慈溪的小家电、奉化的服装、鄞县古林的针织坯布及漂染、西周的模具与塑料件等。宁波的块状经济占浙江省块状经济总数的近三成，经济学者钟朋荣形象地把块状经济模式喻为“小狗经济”。

　　宁波有谚“要窜头、海三湾”。意思是说，要想发迹，就得走远路，闯世界。“新宁波帮”不用像老辈那样背井离乡闯天下，频繁的对外贸易使他们以另一种方式“闯世界”。出口退税带来的直接影响使一些还在盈利的企业处于亏损边缘， “大部分企业还没有形成国外、国内市场两条腿走路，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从某种角度上讲，是将一些依赖出口业务的宁波企业唯一支撑的拐杖拿走。”对“新宁波帮”颇有研究的管理学者黄江伟指出。

　　“各种因素的加总，将使包括宁波在内的很多浙江中小企业濒临停产、破产的边缘。说到底这些企业面临危机的最主要原因是自主创新机制过度落后，市场竞争力逐步削弱。在此情况下，产业升级的必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浙江大学企业管理系主任范晓屏表示。

　　目前的现状是：如今宁波稍微有实力的企业都在进行产业升级，与国际化接轨。但是范晓屏在实际调研中发现，宁波企业在产业升级中能力有局限。“新宁波帮”经过艰苦打拼，在技术和资金上相对成熟，有升级的现实需求，但是一旦要进入和开拓新的业务，企业整体的资源组合一时又达不到新业务所提出的要求。局限在于很多企业家的管理、观念、资源整合能力跟不上，主要体现在急于求成，先进的企业管理方式运用还不全面，科技创新方面虽有资金投入但仍跟不上企业前进的脚步，还有就是家族化管理如何稳定地向现代的企业管理制度转变。此外，“新宁波帮”发展速度过快，管理系统难以快速跳跃式“升级”。

　　“新宁波帮”面临的另一难题是价值回归、品牌重构。

　　未来由“敢”而生。在宁波，奥克斯的超常崛起被视为草根民企的榜样和英雄。奥克斯凭借“事件营销”迅速成名的背后，漫卷劲猎的质疑和责难也扑面而来。至今，外界对于奥克斯的整体评价仍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最大的疑问莫过于，靠炒作支撑起的品牌如何可持续？在从品牌知名度向美誉度提升的过程中，奥克斯誓言脱下“功夫装”换上“西装”，这也就意味着奥克斯要在某种程度上与过去的“草莽行为”告别，企业文化、行事风格也要相应变革，这将是彻底的割舍与放弃。坚持销量和品牌齐头并进，即企业从单纯的舆论炒作转向价格与品牌相结合的营销模式，在奥克斯人的概念中，就是所谓的“从价格战向价值战转换”，这是理性的过渡与回归。

　　很少人能意识到转型之难与之痛。我们听到的只有对价格战的责难和对价值战的赞颂。事实上，没有一种成潮流的战略不是在市场必然的推动之下发生，中国企业的价格战策略只是迎合了当时当地的市场趋势而已。

　　在奥克斯集团董事长郑坚江看来，浙商群体有五大危机必须直面，“用工成本优势不再，且连年出现用工荒；国家相关政策首当其冲（如新的劳动法对于工人福利的保障，将使较多企业被迫支付极大成本）；能源、资源、土地的限制；全球制造业基地和代工基地，核心竞争力匮乏；企业家过于强势，培养职业经理人的土壤未真正形成。”

　　上海！上海！

　　一座36公里长的杭州湾跨海大桥牵动着浙江的敏感神经。

　　今年6月，宁波哈利斯顿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明均带领着“营销之师先锋队“在杭州湾跨海大桥上演绎了一场非比寻常的誓师仪式，喊出的口号竟然是“跨过杭州湾、打向全中国”。此种行为固然不乏“商业秀”成分，却也暗含着浙江与上海深刻的经济互动变局，隐喻着“新宁波帮”与上海的商业血缘。

　　陈建军表示，杭州湾跨海大桥的修建将使

长三角进入一个新的区域联动时代。作为最直接受益地区，宁波将就此进入上海两小时经济圈，而此前，宁波素来被称为陆路“交通末端”。

　　跨海大桥在明年正式通车后，将进一步密切嘉兴、宁波等城市的联系，从而将这一区域提升为以上海为龙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都市群最重要组成部分。

　　虽地处浙江，宁波一直是远杭州而亲上海，“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也成为宁波的不二选择。以外贸为主的宁波企业当然明白跨海大桥对于自身的重大意义，杉杉等诸多宁波籍企业早已不约而同地将营销、行政总部迁至上海。

　　在宁波企业时刻准备着与上海“无缝连接”时，杭州那边则稍显迟缓。

　　一位受访人士表示，曾有一段时间，杭州对与上海接轨表现得较为自傲、被动。后来，杭州修正了思路，提出了“接轨上海、错位发展”的战略。

　　一种分析认为，从某种角度讲，杭州湾跨海大桥对杭州可能带来不利影响。大桥通车后，“甬台温”将绕过杭州连通上海；无锡已将湖州纳入“锡湖宣”经济圈，嘉兴则“脱杭入沪”。这种情况下，杭州有必要以招商引资为“抓手”，全力打造产业区块，把上海的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商品流引入，使杭州成为产业集群核心区、骨干企业集中地。

　　只有这样，杭州的经济地位方可安稳，杭州的企业也能从与上海的对接中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本报记者鲁怡对本文亦有贡献）

　　相关报道见B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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