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不平等

　　经过多少年的教育，提起“资本”，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一些肠肥脑满、辣手黑心、贪得无厌的人物形象。但从纯粹经济学意义上说，其实人人都是“资本家”。跑“黑”车的司机的车子当然是“资本”了，刚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新市民在街边摆个小摊儿，那些家什也是他的“资本”，因为他希望用这些东西在未来获得赖以改善个人境遇的收益。但是，根据有些地方的政策，“黑”车可能会被交通部门没收，小摊儿也可能被城管队员砸毁。

　　穷人的资本自由是最脆弱的。因此，资本自由关乎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利益。前不久，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发布了中国分省“资本自由化指数”(Capital Freedom Index)。资本自由包括四个维度：保有资本的自由；获取资本的自由；行业进入和退出的自由；资本的区际和国际流动的自由。关注的重点当然是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及普通民众的资本自由。经济专家通常都是些乐观主义者。根据专家的测算，全国30个省区（不含西藏）过去几年的资本自由化总体评分均有所提高。

　　不过，从制度的角度分析，这种变化也许微不足道。从某些角度看，中国的资本自由甚至出现了倒退。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反垄断法》，它能否推动资本自由尚未可知，但目前可见的直接后果是，该法第七条第一次从法律上明确地确认了国有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有了这样的条文，过去几年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再国有化”运动，获得了法律保障。国有垄断资本的特权地位将会巩固，其控制范围将会扩大，其他资本当然也就将丧失更多自由。

　　不过，其他资本之间其实也是不平等的。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与资本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经济学始终强调，在自由市场中，劳动与资本之间进行的是平等交易，双方福利都会因为交易得到改进。19世纪法国杰出经济学家巴斯夏所写的一本书的书名就是《和谐经济论》。但是，这种利益和谐是以双方的权利平等为前提的，而在目前，双方的权利并不完全平等，这就导致了收益配置的失衡。

　　除此之外，资本之间也不平等。当然，首先是国有资本享有法律上的特权地位。接下来，各级政府无不患上现代化崇拜症，争相以吸引全球500强、吸引外资为荣。这样，相对于一般民营资本，外资在中国也享有特权地位。外资可以以低廉价格获得土地，也可以不执行已经制定的劳动法、环境法。中国对国际资本的一个吸引力就是秦晖教授所说的“低权利”优势，低权利显然可以转化为高利润。

　　通过权钱交易，民营大资本也在政府官员那里享有了特权。中国的转型过程一直停滞在中间阶段，行政权力始终保持着对大部分资源的控制权。因此，企业家的生意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扩张到一定规模，必然会遭遇权力的天花板。他要么用金钱收买权力，或者转向政府青睐的领域，方可为资本拓展更大发展空间，要么很可能被权力吞没。企业家当然乐意选择拨出一部分资本，投资于权力，或者购买通行证，或者更进一步，购买特权。这样一来，相对于严格管制的法律与政策环境，相对于其他没有特权的企业家，他们的资本就享有了一种垄断租金。

　　当然，大多数资本，尤其是普通民众的微薄资本，不可能享有特权，相反遭到普遍的歧视。房地产开发商可以从垄断土地的政府手里购买土地，其资本的回报高得令人咋舌。另一方面，农民用自己的土地建造房屋出售，却遭到政府查禁、清理。按照传统和法律，农民占有土地，但同样是依据法律，农民手里这笔最值钱的资产却不能转化为资本。资本的不自由，剥夺了农民改善自己境遇的机会。同样，法律也剥夺了个人经营出租车的资本自由，出租车公司反倒可以依靠其特殊地位获得垄断利润。

　　正是不同类型的资本的不平等，导致了全社会收入配置的不公正。有些人可以利用其带有特权的资本剥夺他人本应享有的劳动收益，有些资本则借助权力压制其他资本而享有垄断性收益。又因为资本不平等，资本的利用受到法律、政策的无理限制，很多普通民众的企业家才能也无法发挥出来。结果是严峻的：劳动与资本的不平等导致了财富分配结构日趋恶化，不同资本的不平等则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由此可见，中国目前的财产权与资本的规则框架存在严重问题。这在短期内未必会影响效率，但它是不公正的。要改变这种资本不平等的局面，唯有依靠那些遭到歧视者争取自己的权利。负责任的经济学家，也会以追求资本平等为首要职责。一部《国富论》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争取资本的平等和资本的自由。

　　（作者为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