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利经营的出租车公司

　　-青岛出租车业经营权之争调查之三

　　-本报记者王克勤 实习生 黄柯杰

　　“出租车公司是微利经营，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责任，他们很不容易！”

　　青岛市客运管理处副处长衣力钢不止一次地对记者如是说。

　　那么青岛的出租车公司到底是怎样的？

　　出租车公司是“微利经营”

　　记者先后两次来到青岛市“最正规、发展最快、社会效益最好”，“也是青岛出租车公司的模范企业”——青岛益青汽车出租公司。(以下简称益青公司)

　　益青公司位于市南区鹊山路7号矿泉花园一楼，共有八九间办公室，30多名工作人员。公司设置财务处、办公室、营运处、安全处四个部门。

　　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公司现有出租车辆总数为991辆，分别属于三个分公司。

　　当记者问到这么多车辆平时停在哪里？这位工作人员说：“这个我们不管的。”据介绍，公司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健身房、休息室，“让回公司的司机有回家的感觉”。

　　相关资料显示，按照名下拥有出租车辆的多少，青岛市出租车行业最大的公司分别是，交运集团2000多辆，中青公司1000多辆，益青公司991辆，华青公司500多辆。益青公司排名第三。

　　曾经在出租车公司大合并前任一家公司副总经理的刘东富(化名)告诉记者，在青岛，出租车公司是“低成本高收入”。“刚开始是倒卖车辆，后来是收挂靠费”，“租几间办公室，雇十来个人，每个月主要工作是到政府部门跑一跑，代收代缴一些费用。”

　　他认为，在1993年出租车大发展时期，出租公司都通过变相倒卖车辆，取得了数倍的利润。而相比当年倒卖车辆一次暴富，现在每车每月700元的管理费无疑是细水长流，源源不绝。

　　对此，益青公司的副总经理吕其伟说：“现在青岛是车主赚大钱，公司只赚一点点管理费。”一问到公司的收入情况，吕其伟向记者大倒苦水，“公司的管理支出费用相当大，出租车公司是微利运营啊。”

　　吕其伟向记者介绍了益青公司的经营成本：

　　“益青公司多年以来一直坚持为司机免费定做工作服装和车辆座椅套，这些都增加了企业的支出。”

　　司机有好人好事、拾金不昧等先进事迹，公司都要进行物质奖励，“一次就是数千元”。

　　“今年6月，一位在益青公司开了10多年车的老司机，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公司领导还专门送去1000元慰问金。”

　　“出交通事故，我们出租公司还要承担连带责任。”

　　对此出租车车主似乎不买账。一位车主说：“益青公司有991辆车，每年管理费收入至少有700万。”“公司四年才给我们定做了两套工作服，不过几百块钱。”

　　青岛众多车主对公司每月收取700元管理费十分不满，“公司只收钱，不做事。”

　　对此，益青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公司算是给司机做了不少事情，在青岛是做的最好的企业。目前青岛大部分出租车公司确实只收钱不做事。”

　　副总经理吕其伟感慨地说：“我们益青公司的车在李村大集卖得最贵，同样年份的车辆，我们公司的比哪个公司的价格都高，这是青岛广大车主对我们益青公司优质服务的肯定。”

　　吕其伟与市客运管理处副处长衣力钢不断强调出租车公司是微利运营。到底出租车公司有多少“微利”呢？记者拿到的一份工商局出具的企业登记资料，从中可以看出益青公司的发展轨迹和经营收益情况。

　　益青公司：

　　改制前生存艰难，改制后每年获利

　　根据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材料，益青汽车出租公司成立于1993年，是青岛市第一轻工业局为发展第三产业成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当年通过行政审批申请到出租车指标200辆。

　　据益青公司副总经理吕其伟介绍，为偿还银行贷款，公司把200辆出租车通过分期付款方式“承包”给司机个人经营。

　　从1996年起，因承包合同到期和政府拍卖经营权，益青公司效益直线下滑。1997年，益青公司亏损484万元，造成企业资不抵债。

　　1998年，益青公司评估净资产为“-122245.35元”。同年底，公司改制成股份合作制，企业股本金额为66.57万元，每股为1元，全部由企业内部职工持有。原青岛市第一轻工业局局长王可生当选为董事长，并入股100000股，占总股本的15.02%，同时企业享受国家规定的所得税“免三减二”(前三年免除、后两年减半)的优惠政策。

　　“收取车辆管理费是我们公司惟一的收入来源。”吕其伟回忆说，“改制后，公司生存十分艰难。”

　　原董事长套现近百万，享受公务员待遇退休

　　记者从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崂山分局调阅了益青公司的企业注册资料和年检资料。改制后的益青公司面貌焕然一新。2001年2月，益青公司董事会通过2000年度利润分配决议，按照原始股1：1进行送股，公司注册股本变为133.14万股。

　　从1998年11月公司实行股份制到2001年2月，短短两年时间，益青公司只依靠对挂靠出租车收取的管理费，实现原始股本翻倍。

　　益青公司开始赢利了。

　　2002年，青岛出租车行业进入兼并时代。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对规模150辆以下的出租车企业，实行强制兼并。益青公司抓住发展机会，兼并10家小公司，一举扩张到现在991辆的规模。

　　2002年度公司再次进行股本分红，总股本达到167.76万股。

　　2003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94.99万元。

　　2004年度，公司在分红的基础上进行增资和配股，其中王可生(此时改名为王凯生)再增资15.12万元，加上原有股本配股后，王可生持有股本80.64万股。

　　从1998年到2005年，改制后的益青公司从严重亏损变到获利丰厚，注册资金从66.57万元，变成现在的581.8万元。

　　2006年4月，原董事长王可生退股，公司其他股东溢价对其股份进行收购，王可生80.64万股本套现95.2922万元。

　　资料显示，王可生从1998年起，两次投资共计25.12万元，套现95.2922万元。

　　据益青公司工作人员透露，2006年初，王可生想以公务员身份退休，从益青公司退出全部股份。王退股后，立即调到青岛市国资办巡查组，一个月后享受局级待遇退休。

　　“他算是圆满了，既赚到钱，又享受了公务员待遇。”益青公司副总经理吕其伟说。

　　出租公司赚钱之道

　　“哪有出租公司不赚钱的？”这是青岛出租车司机谈到出租车公司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们(公司)现在是嫌每个月收管理费来钱太慢，想捞走我们的经营权赚大钱。”

　　车主们反映，这十几年来，出租公司除了赚取的管理费外，还有其他的赚钱手法。

　　赚钱手法之一：“倒卖”车辆

　　“1995年前，倒车来钱最快，青岛出租车公司都干过这事。”曾在出租车公司任职的刘东富告诉记者。

　　1995年，葛寿礼向亲戚朋友借了8万元，交到陆桥出租公司充当车辆押金，承包到一辆二手的拉达出租车。(拉达是前苏联著名品牌汽车)

　　“当时每个月运营收入是6000多块钱，向公司缴纳3180块租金，除掉成本后，自己还能剩1300多块。”

　　“我承包的是二手拉达车，我之前的车主也是按照这个价格向公司交了两年钱了。”

　　葛寿礼向记者出示了1995年承包拉达车的合同，上面写着，葛寿礼向陆桥出租公司一次性交付定金和押金共8万元。合同期满后，葛寿礼交清所承担的全部费用后，陆桥出租公司无息返还乙方抵押金“零”元。葛寿礼必须在每月26日至29日，向陆桥出租公司缴纳管理费3180元。合同期满后，车辆归葛寿礼所有。

　　刘东富十分熟悉当年出租公司变相卖车的做法：“银行贷款把车买来，行政审批把车牌搞来，收取司机首付款后，再收一年租金分期付款就能翻本了。”他笑着说，“当时有能耐的人都想开出租公司，哪个新开的出租公司不赚钱啊！”

　　葛寿礼的合同从1995年11月26日开始，到1997年6月18日终止。在履行合同的19个月内，葛连车带管理费向公司交纳14万之多，如果加上第一任车主缴纳的租金，这辆拉达出租车给出租公司进帐达20多万。而在1996年，一辆全新拉达车才8万元。

　　1997年6月18日，承包合同到期，按照约定车辆应该归葛寿礼所有。此时，政府推行强制挂靠政策，要求车辆必须挂靠在出租车公司。葛寿礼高价购买到的车辆又挂靠回出租车公司了，每月向出租公司缴纳挂靠费800元，其他各类代缴税费500多元。

　　“每个月3000多的大租金交完，就交1300多的小租金了。”

　　1999年，青岛市政府为提升城市形象，进行运价调整，以此迫使夏利和拉达进行更新车辆，葛寿礼的拉达只得提前两年更新。

　　“自从开出租车以来，我一直都是欠‘饥荒’。1997年6月18日之前，我一直是向公司交大租金的，借来的8万买车钱根本就没来得及还给人家。”“1999年，我又借了5万首付，购买了捷达车，把经营权证抵押给银行，每个月向银行还3750元，还款时间为两年。当时我盘了一下‘饥荒’，总共欠债23万。”

　　葛寿礼一家三口现还住在建筑面积37平方米的旧房里。“我是吃尽了苦头，今年刚把债还清，车辆就又到期了，我又要再借10万买新车。开了10多年出租车，惟一的收获就是一身毛病。”

　　“我们那批老司机真是被变相卖车害得不轻，谁不是‘饥荒’连着‘饥荒’啊。”葛寿礼感叹道，“我真是还‘饥荒’的命啊。”

　　赚钱手法之二：

　　消灭个体出租车，收取挂靠费

　　同样是老司机，青岛市城阳区的车主王可德当年是个体户。他没交过每月3180元的大租金，他的个体户生涯在1996年划上句号。

　　一提起1996年个体户强制挂靠这件事，王可德就气得涨红了脸，“一说这事情，我血压就高！”

　　这位55岁的老司机一个劲地向记者强调，“我1996年之前真的是青岛的个体工商出租车业主。”

　　1993年，王可德购买到一辆拥有全套合法营运证件的个体出租车，每个月只要向有关部门缴纳500多元的税费，按照他的话说，缴纳了税费，除掉车辆运营成本后，剩下的钱全都是自己的。

　　“1996年5月初，交通局要我们去挂靠，工作人员到(青岛)流亭机场来做工作，明确地告诉我们，如果不挂靠，就不让营运了。”

　　“强制挂靠就是为了每个月收我650块钱的管理费。”王可德说，“当时城阳区交通局领导召集我们个体户开会，要求大家必须去挂靠。”

　　王可德回忆，当时城阳区紧急成立了两家出租公司，连办公室都是临时租的，公司的牌子都没挂起来。

　　“公司都是冲着挂靠费办起来，租两间办公室，招几个人算是营业了。城阳有150多辆个体出租车，两家公司的工作人员都到机场来拉个体出租车去挂靠，两家公司竞争激烈，为抢车辆差点要打起来。”王可德对这一幕记忆犹新。

　　“最后运管局发出一张表格，把150多辆车平均分配给两家公司挂靠，才平息了这场矛盾。”

　　记者查阅到1996年由青岛市城阳交通局发布实施的《关于城阳区个体客运出租车辆挂靠管理的实施方案》。这个文件规定：“凡是城阳区内现已取得道路运输证的出租汽车个体经营者，必须全部实行挂靠。”

　　该文件同时规定，对不进行挂靠的车辆进行处罚，“凡不按本挂靠方案进行挂靠和不按规定缴纳经营权有偿使用费，继续营运的出租汽车，将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营运收入，吊销其道路运输证，并处以5000元至10000元的处罚。”

　　“不挂靠的，运管就当

黑车抓，伙计们都怕了，稀里糊涂去挂靠了。”王可德拿出挂靠前的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说，“当时我是手续齐全的个体出租车工商户，真是一点违法行为都没有。”

　　当年同是个体出租车车主的刘作金告诉记者：“就这么一纸挂靠合同，就把青岛588户个体出租车都消灭掉了。”“我们宁可给国家多交钱，也不能把这么多钱送给这些皮包公司。”

　　赚钱手法之三：“黑”保险

　　很多车主向记者反映，青岛出租公司每年都“黑”车主的车辆保险费。“出租公司代保的价格比我们自己去保的价格还要贵。”一些车主说，“有的公司还黑保险，100个车，实际只保50份险，剩下的都黑走了。”

　　一提起黑保险，出租车业内人士马上会联想到青岛众兴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众兴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1997年变为私营企业，是当时青岛最大的私营出租公司之一。1995年，众兴公司处在鼎盛时期，有出租车辆125辆，众兴公司法人代表李玉亭也成为青岛出租车行业的风云人物。1996年6月13日，众兴(集团)有限公司获得“全国五百强个体私营企业”。“李玉亭倒卖车辆的时候，日进斗金一点不为过。”一位当年熟悉李玉亭的人告诉记者。

　　2002年，众兴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被益青公司合并。据益青公司副总经理吕其伟介绍，多年来，众兴公司给车主代办车辆保险过程中，一直侵吞车主保险，仅2002年度，就侵吞了30多万元。

　　“众兴公司被车主告上法庭，害得我们承担连带责任。”吕其伟愤怒地说，“李玉亭至今下落不明，我们现在还在到处找他算账呢。”

　　赚钱手法之四：偷税漏税

　　青岛车主按月由出租公司代缴

个人所得税、营业税、城建税和教育附加费，而出租公司却从未给过司机纳税的税票凭证。很多车主多次要求公司给他们提供和出具税票凭证都没有结果。

　　益青公司副总经理吕其伟解释说，因为青岛出租车数量众多，税务机关不可能给每个司机都出具一张税票，税都是车主交给公司，税务机关再向出租车公司出具一张“大税票”。

　　“我们益青公司一直是依法纳税的。”吕其伟告诉记者。

　　令人意外的是，益青公司的车主程国乐告诉记者，2005年11月，他就向青岛市地税局稽查局举报益青公司存在偷税行为，2006年，稽查局还给程国乐发了26000元的奖金。

　　收到奖金后，程国乐多次向稽查局询问案件的查处情况，稽查局始终没有答复。

　　2007年7月18日，稽查局局长孙辉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公开查处细节是按照税法相关规定执行的。但益青公司肯定存在偷税漏税问题的，否则稽查局不会发奖金给举报人。”

　　据青岛市地税局税收管理一处处长刘耀群介绍，1994年青岛地方税务局成立后，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出租车行业的税收，都是委托市交通运管机关代征代缴的。现在是出租公司把税先交到市交通委运管局，由运管局再缴到地税部门。

　　“出租车行业税收监管一直是一个难题。现在出租车行业是行业管理为主、税收管理为辅，弊端很多。”刘处长介绍，“出租车是个体经营的模式，实际营业的收入很难控制，征收定额税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其实在青岛，不是一个出租车公司乱，而是整个“出租车行业太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