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马洪，继承马洪

　　■鲁志强

　　马老走了。许多往事涌上心头，有关马老的一切突然变得清晰起来。回溯跟随马老工作24年的历程，深深感到：没有马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许是另一种样子；未遇马老，我们许多人也许是另外一种人生。

　　一

　　1983年我进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参加的第一个特大课题就是《2000年的中国》。这个项目由马老挂帅，王慧炯、李泊溪等几位老同志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多数年轻研究人员都承担了任务。《2000年的中国》研究成果后来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直接影响了中央决策。记得1985年初，课题报告进入文字加工阶段，为了及时上报研究成果，马老布置十个课题组分别选取一两个重要建议以择要形式上报中央，字数限定在2000字以内。但我负责联系的一个课题《2000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遇到了两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2000年人口总数预测与中央决议不同。中共十二大决议提出了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同时，还提出了一个约束性指标：“到本世纪末，必须力争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而我们的研究结论却是，即使严格控制人口出生，我国2000年人口总数最大可能是12．5亿，稍有不慎就会达到12．8亿。我们的意见是，建议中央放弃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指标，将控制目标修改为12．5亿。这个观点遭到当时不少人的反对，几乎成了政治问题。一些人认为十二大的决议不能改动，一些人担心放弃12亿以内会导致计划生育工作松懈。

　　第二个难题，是研究显示1990年代中国将进入就业洪峰，传统的安置就业模式已不能解决中国就业难题，需要从就业观念、产业结构、就业形态、就业机制等各方面改变思路，预做准备。这些结论也受到了非议，印象最深的是把我们的主张总结为“全民变集体，农民进城来，妇女回家去”。这是针对报告中有关章节内容的反讽：因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就业投资弹性系数要远小于集体和私人企业，需要大力发展非公企业应对就业洪峰；要解决农业释放的大量劳动力，城市必须要对农民开放；就业压力对妇女将更加严峻，要对妇女采取更为灵活的就业制度和形式，包括非全日制就业、非正式就业等。

　　面对反对意见带来的政治风险，马老既没有责难，也没有责令课题组修改意见，而是要课题组仔细斟酌结论是否科学，数据是否可靠，表述是否准确全面。听到我们肯定的答复后，就同意了课题组意见，并签发了上报中央的材料。后来，“12亿以内”淡出中央文件，15年后的2000年中国实际人口统计数是12．6583亿。而关于就业的这些意见，现在都已成为常识和顺理成章的政策取向，已无必要重炒冷饭。今天重提旧事是因为，《2000年的中国》研究集中反映了马老政策咨询的理念和准则：即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实事求是精神，通过发挥团队力量，吸收社会专家，组织大课题的方式，解决国家四性（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马老1980年代主持的《2000年的中国》、《新技术革命与对策》（与科委共同主持）、《可行性研究及评价方法》、《中国产业政策研究》、《中国中西部发展研究》、《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研究》等课题，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审视，从选题到质量以及影响都可以说是一流的，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正是跟随马老做这些课题，使我们懂得了怎样才是一个好的咨询机构，怎样才是一个好的政策研究人员。

　　二

　　稍许了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人，都会感觉到与其他机构相比，中心有着许多独有的“个性”。其开放宽松的工作氛围，求真务实的价值取向，淡泊平实的人际关系都是其他机构少有的。而这一切与中心创始人马老的人格、品质和修养密不可分，有着明显的马洪色彩。

　　马老1985年10月17日曾批示我们认真研究一份介绍兰德公司的材料：“兰德公司这份材料，请‘中心’的同志们都看一看，并考虑我们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这份材料介绍了兰德公司的成就、工作方式以及管理机制。兰德追求质量的管理目标、矩阵式的管理结构、严格的成果互评制度以及对研究独立性的珍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兰德寻求“献身于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只关心经院式研究、为自己追求知识的人”的用人准则，以及对跨学科领域工作能力、与各类专家合作能力的强烈偏好，都给我深深的启迪。马老把兰德的材料批给中心全体成员看，并要求大家借鉴，反映了马老内心对中心的目标设定，即把中心办成像兰德那样出色的政策研究机构，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也反映了马老为建设一个高水平的政策研究机构所做的思考。那时，世界几乎所有著名政策研究机构的材料都陆续介绍到中心，并先后建立了联系。这些介绍和交往促使中心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向世界第一流政策咨询机构冲刺的高起点上。

　　如果说1985年我对马老批示还不甚理解，那么1990年代进入中心领导层，与马老接触增多，对马老所思所想就有了更深的体会，并激励我努力把这些理念、理想和目标付诸现实。在日常的交谈中，马老多次说到：我们首先要研究中心自己的发展战略。我体会马老所说“中心的发展战略”，就是指要把中心建成世界一流的政策研究机构，必须认真思考中心的长远制度建设、机构文化建设、工作模式以及管理哲学和人才培育激励机制等大问题。今天，经过历届中心领导层的长期努力，中心的发展战略已经逐渐成形并显现成效。而中心机构文化的形成，则直接受益于马老的胸襟、学识和气度。马老自己就是一个宽容大度的长者，在他主持的会议上，所有的人可以平等地发表意见，包括对他本人的批驳。

　　一个场景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一次讨论会上发生了争执，正值年轻气盛的丁宁宁手指包括马老在内的全体说：你们这些人不读书、不看报……。而马老只说了句“说话要有根据”，依然稳坐恬然主持会议。可以说，也惟有马老主持的中心，才会容得下丁宁宁这样思想敏锐、忠诚勤奋、但说话容易走火的年轻人，才会为他们的成熟成才保留舞台。马老睿智过人，但绝无盛气凌人。在我的印象里，中心研究人员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包容谅解；给人的感觉是，年轻的研究人员似乎都是他的孩子。我们也一直以“老马”相称，直到他暮年也还是这两个字，只不过顺序颠倒改称“马老”。正是因为马老的宽容，中心“研究无禁区，发布有纪律”的规则才可能成为一种潜意识和氛围。

　　马老创办中心时已年过60，但他不仅精力充沛，而且始终有一颗年轻的心，对世界一切新生事物依然保持着好奇和敏感。他不仅及时认识到微电子和计算机科学给世界的影响，启动并主持了《新技术革命与对策》研究，还在1980年代中心全部经费只有200万的拮据情况下，拨款近40万给每个研究部配备

长城0520电脑。中心由此起步走上了

信息化，直至1994年“国研网”开通，整整超前全国政府上网行动五六个年头。这种敏感和开放心态，是综合性的政策研究机构必备的本能，庆幸的是马老给中心注入了这一基因。

　　三

　　怀念马老，不能不想到马老带进中心，并亲手调教过的第一代研究人员。1980年代初马老创办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工作人员采取老少配的结构，即由各部委和研究机构选调一些有经验的老同志，再从各高校选取一些毕业生。今天回头看马老招收的这批年轻人，留在中心的后来都成为骨干，离开中心的也都成为社会精英，几乎是全部“成才”。一个机构一批人中总有成才者是常态，但一个机构一批人几乎全部顺利成长就值得思考了。

　　我猜想：一个原因是1980年代初的研究生和大学生都有文革和下乡、下厂的人生经历，而马老又格外重视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当时请北大、清华、人大和社科院领导推荐人选，组织能力是一个必备条件。但更关键的原因是工作中的大胆使用和锻炼。我到中心报到后的第一件工作，是帮忙糊信封、打电话、发通知，刚来一个月就被派代表中心与国家建材局共同主持召开全国煤矸石应用研讨会，一个人应对全部工作，从联合起草通知、准备会议文件、确定参会名单，到做大会主题发言、给中央写报告。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单独负责联系一个领域的工作，这样的锻炼机会不是所有单位都能提供的。第三个原因是中心优越的工作氛围。在中心没有人把着手教你如何工作，但遇到困难总会有人自觉出手帮你。因此，在中心工作起来总是自信而心底踏实。记得1984年与国家经委联合请世界银行举办一个学术讲座，中心的八九个同志去听会。到会才发现会议准备工作出了问题，没有人组织，也无须请示，所有参会人立刻放弃听会干起了会务。会后，参与合作的经委老司长惊奇地说：从哪儿找来这么棒的一群年轻人。

　　中心总是尽力创造学习机会，包括出国学习机会。1985年中心承担世界银行一个三年的大课题，马老抓住机会，将一批研究人员送出国进行超过3个月的培训，这一做法一直坚持到现在。正是在马老创造的这种氛围里，中心一代一代人快速成长起来。

　　对一个奠基人和创始者而言，发展是对其最好的继承，成绩是对其最好的慰藉。马老走了，甚至马老亲手调教的一代人也已经或即将离开一线工作，一个没有马洪的“后马洪时代”已经来临。但马老留下的基因还在，马老留下的遗产还在，我相信那将是一个更好的时代。

　　（作者为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